Simone
研究显示人类个体智力与大脑大小有关。
(其他物种和人类大脑构造不同, 这里不做讨论。特殊情况如脑积水这里也不做讨论)
其中东亚人种的脑容量最大, 白人种中等, 非洲人种脑容量最小(来源见后文)
使用磁共振成像（MRI）测量大脑体积的两项研究发现人类智商与大脑大小之间的整体相关性(correlation coefficient)大于0.40 (温和的关系) (Rushton & Ankney, 2009)
来源: http:// castbeta.massey.ac.nz/c ore/bk/wfp_c3/text/Chapter_s_12.html?isSummary
通常在出生时脑容量的差异就会显示出来, 个人之间的智商差异平均出现在5岁之前，且持续一生(Jenson,1994)
通过测量50000个儿童(4月大,1年大和7年大时),
发现东亚人种的脑容量最大(7岁时IQ 110,身高最矮,体重最轻), 白人中等(7岁时IQ 102),
非洲人种脑容量最小(7岁时IQ 90, 身高最大, 体重最重)
(Broman, 2013)
通过测量20000个头骨, 发现东亚人平均脑容量为1415 cm^3, 欧洲人平均脑容量为1362 cm^3,
非洲人平均脑容量为1268 cm^3 (Beals et al., 1984)
*无论是用核磁共振成像/头骨颅内体积/尸体解剖脑重/外部头部尺寸测量都得出以上排序
*1cm^3的脑含有数百万个脑细胞和数亿个突触或神经连接
*上图EQ为脑化指数 (Encephalization quotient), 描述大脑和身体比例关系
来源: Brain size, IQ, and racial-group differences
在这三个人群中，大脑大小和37种形态特征之间的“生态相关性(ecological correlations)” 拥有r = 0.94和p ＝ 0.94 (极高相关性) (Rushton & Rushton, 2003)
著名人类学家高尔顿发现获得高荣誉的大学学生比那些没获得的脑容量大, 约2–5% (Galton,1888)
来源: Brain size, IQ, and racial-group differences
而对于人类近亲, 研究发现黑猩猩认知能力的很大一部分差异是可遗传的, 而非遗传因素包括性别和饲养历史则不显着(Hopkins, Russell, & Schaeffer, 2014)
然而, 现代社会关于种族之间的差距少有提及主要是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 (主要原因包括二战纳粹党的战败, 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 冷战时阵营的选择等), 导致博厄斯的无差别理论被接受, 差别理论受到严厉的批判(Rushton & Rushton, 2003)
禁止转载
Reference:
Beals, K. L., Smith, C. L., & Dodd, S. M. (1984). Brain size, cranial morphology, climate, and time machines. Current Anthropology, 25, 301–330.
Broman, S. H. (2013). Retardation in Young Children. Retardation in Young Children . doi: 10.4324/9780203056868
Galton, F. (1888). Head growth in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Nature, 38, 14–15
Hopkins, W. D., Russell, J. L., & Schaeffer, J. (2014). Chimpanzee Intelligence Is Heritable. Current Biology , 24 (14), 1649–1652. doi: 10.1016/j.cub.2014.05.076
Jensen, A. R., & Johnson, F. W. (1994). Race and sex differences in head size and IQ. Intelligence, 18, 309–333.
Rushton, J. P., & Ankney, C. D. (2009). Whole Brain Size and General Mental Ability: A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 119 (5), 692–732. doi: 10.1080/00207450802325843
Rushton, J., & Rushton, E. W. (2003). Brain size, IQ, and racial-group differences. Intelligence , 31 (2), 139–155. doi: 10.1016/s0160-2896(02)00137-x
“东亚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的平均智商最高，平均值为１０５（正确的应该是１２６）。之后是：欧洲人１００，爱斯基摩人９１，东南亚人８７，美洲本土印第安人８７，太平洋诸岛土著居民８５，南亚及北非人８４，撒哈拉非洲人６７，澳大利亚原著民６２。智商最低的是，南非沙漠高原的丛林人，和刚果雨林地区的俾格米人，平均智商为５４。”
美国心理学协会进行的一次最新调查显示，通过对全球人种的IQ(智商)测试对比发现，各人种的IQ值存在差异，最大相差50%，东亚人比美国白人和黑人都要高。
调查指出：“人种间的IQ差异从三岁起就已出现，此时家庭教育等其他因素还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列出的10个证据是：
一、全球IQ值的排序
东亚人的平均IQ测试值高于美国和亚洲的其他地方的白种人，即使参加专为欧美文化设计的IQ测试也是如此。在全球范围内，东亚地区的IQ测试值在106左右，白种人约为100，美国的黑种人为85，撒哈拉地区的非洲黑人为70。
二、人种差别
在最能衡量普通智力因素的测试中，人种差别明显。以白种人和黑种人为例，他们在逆序记忆广度的测试中差距较大，在顺序测试中相对小一些。
三、基因环境
各人种的IQ基因环境架构都是一样的，但是遗传能力却各不相同。对黑种人、白种人和东亚人的研究发现，IQ的遗传可能性都在50%以上。
四、大脑容量不同
通过核磁共振研究显示，大脑容量与IQ值之间的系数比约为0.40，容量大的大脑拥有更多的神经细胞和神经连线，处理信息的速度更快。各人种天生大脑容量不同，到了成年，东亚人要比白种人的大脑容量平均多出1立方英寸，而白种人又比黑种人多5立方英寸。
五、跨人种收养调查
白种人的中产阶级里有很多人都收养孩子，在不同人种的被收养孩子中也存在IQ差异。东亚人平均值高于白人，黑人最低。明尼苏达跨人种收养研究对17岁以下的孩子进行了跟踪调查，发现7岁时的人种IQ差别最明显，白人孩子为106，混血儿99，黑人儿童为89。
六、混血儿研究
黑人儿童中皮肤较浅的IQ平均值稍高。在南非，混血有色人种的平均IQ值为85，非洲黑人为70，白种人为100。
七、IQ值遗传走向不同
白种人和黑种人的IQ遗传走向不同。由于父母仅把一些特殊的基因遗传给自己的下一代，所以IQ值高的父母只会生出IQ值趋向平均值的孩子，但是父母IQ值为115的白种人和黑种人孩子平均IQ值却各不相同，黑种人趋向85，而白种人趋向100。
八、生活能力的差异
在成熟度、个性、生殖能力和社交组织等方面，东亚和黑种人一贯处于两个极端，白种人处于中间。例如，黑人儿童学坐、爬、走和穿衣服的时间比白人和东亚人都要快。
九、人种迁移的影响
东亚人、白种人和黑种人的差异是与现代人类于大约10万年起源于非洲并向北方扩展的理论相一致的，在漫长的冬季，要想解决生育孩子、寻找和储存食物、修建藏身之所和制作衣物等，就必须拥有较高的IQ值，人类也随之向前进化。
十、文化因素
仅靠文化不同是无法解释人种间IQ值的巨大差异的，特别是对东亚人。事实上，取消种族隔离、使用校车接送以及一些种族融合政策并没能像文化至上理论预测的那样拉近各人种间的IQ差距。
可见，人种之间的智商差异如此的大，也可以想象到学生之间的智商差异也是存在的，不要强求学生们拥有同样的成绩和能力，在其本身的基础上有所开发和提高就行了，客观事实已经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发挥出自身拥有的潜能才是关键。
种族歧视会找各种伪科学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可惜了，美国的黑人物理学家，数学家们自己打破了这些虚假的谎言，黑龙江，广西，吉林，甘肃这些地方汉族的科学家数量，和水平，明显和我们江浙地区有差距，难道说，这些地方的汉族智力低吗？
2022年2月26日更新，最新更新的美国非洲裔科学家，直接放在前三了，省的为数不多愿意看的朋友，还得拼命往下拉。
Alfred Msezane，克拉克亚特兰大大学物理系教授，研究理论原子物理学和凝聚态理论。
Aissa Wade，一位非洲裔女性数学博士，应该在非洲人看来是位性感的美女。
Trina Christian Coleman汉普顿大学的物理学女博士，研究 比例非质量壳方程的研究和应 用。
William Arthur Lewis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Oliver Keith Baker实验粒子物理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
Herbert Graves Winful电气工程学家，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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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说美国的黑人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那也太多了吧，算上科研人员可能有几千个。
回答没有黑人科学家的，感觉有点井底之蛙 ，没出过国就算了，不会连谷歌都不会用吧，拜托了解下真实的世界 。
新更新
Aissa Wade
Wade 教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数学家，也是泊松几何领域的领先专家。她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了28 篇研究论文。在她的巨大成就中，她设计了指数1的稳定大切丛的研究公式。此外，她开创了局部泊松结构的列维分解问题以及广义接触结构的理论。
Alfred Msezane
Alfred Zakhele Msezane是克拉克亚特兰大大学物理系教授，也是物理系统理论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他的研究主要是理论原子物理学和凝聚态理论。他还从事数学物理和图像处理方面的研究。
Msezane 发表了 400 多篇物理研究论文，并在国内和国际会议上发表了 380 多篇演讲。 从事理论原子分子物理、数学物理、凝聚态物理、图像处理等方面的研究。 Msezane 开发了一种基本理论，以更好地理解复杂重系统中负离子的形成，并将其应用于负离子催化。
Trina Christian Coleman
汉普顿大学，2001 年。 比例非质量壳方程的研究和应用 。Coleman 博士的论文主要是核理论，尽管它在粒子理论中有潜在的应用。她的论文研究了当时在核实验中研究两粒子碰撞的新形式的应用。Coleman 博士现在是汉普顿大学三届母校的教务长和物理导师， 汉普顿大学 是少数提供物理学博士课程的历史悠久的黑人学院和大学之一
1.William Arthur Lewis，这位黑人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瑟·刘易斯 (W. Arthur Lewis) 对发展经济学最著名的贡献是他开创性的工作，即在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条件下，将劳动力从传统资本主义部门转移到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他的文章“无限劳动力的发展”（1954 年）有助于将发展经济学确立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它解决了在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条件下将剩余劳动力从传统活动转移到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机制。
2.Oliver Keith Baker
Oliver Keith Baker于 1981 年在 麻省理工学院 (MIT)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Baker 于 1984 年获得物理学和数学硕士学位，并于 1987 年在 斯坦福大学 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是一位 美国 实验 粒子物理学家 和 天体物理学家，以在 希格斯玻色子 和 暗物质方面 的工作而闻名。2002 年，他获得了 美国物理学会的 Edward Alexander Bouchet 奖：“表彰他对核和粒子物理学的贡献；建立了进行这些测量的基础设施；以及积极参与地方和国家的外展活动。
3.Herbert Graves Winful （生于 1952 年 12 月 3 日）
是一位加纳裔美国工程学教授，其众多荣誉包括 2020 年的 量子电子奖 。 他是 Joseph E. and Anne P. Rowe 电气工程教授、Arthur F. Thurnau 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 和密歇根大学 物理学教授。
4.Shirley Ann Jackson杰出的女士
Shirley Ann Jackson，麻省理工学院，1973 年。具有持续跨通道统一性的多外围模型研究。杰克逊博士的论文是在粒子和核物理的交界处。在其中，她推导出并研究了一个方程的解，该方程可用于研究复合粒子π介子与构成原子核的粒子核子的相互作用。杰克逊博士现在是纽约州特洛伊的一所私立大学伦斯勒理工学院的院长。她是美国薪酬最高的大学校长。
5. Arlie Petters
出生于伯利兹的美国公民Arlie Petters，该团体中最资深的成员是杜克大学的 Bass Fellows 成员。他是数学和物理学的正教授（他们在科学领域的第一位终身黑人教授 - 恭喜杜克）。他主要对引力透镜的数学理论和相关领域（微分几何、奇点理论、广义相对论、天体物理学）感兴趣。虽然 Petters 获得了博士学位。大约十年前，他发表了 30 篇论文和一本书，主要是在引力透镜领域。佩特斯关于引力透镜的书被认为是数学物理学中的杰作。1998年，佩特斯被授予“年轻”数学家最负盛名的奖项，. 2002年，他获得了第一届布莱克威尔-塔皮亚奖。
6.Jonathan Farley
乔纳森·法利出生于纽约罗切斯特一个极其成功的学术家庭，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并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来自牛津大学，他的研究获得了高级数学奖和约翰逊奖。在1996 年对数学科学研究所 [MSRI] 进行为期两年的访问期间，Farley 解决了有序集理论中非常重要的老问题。他还从事格子理论工作。他目前平均每年发表三篇以上的论文，2003 年是 英国牛津大学的杰出富布赖特学者。目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客座教授。
7.Trachette Jackson
美国人Trachette Jackson曾在坦佩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攻读数学专业。四年后，她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数学生物学。五年后，她发表了十篇文章并获得了斯隆奖学金。目前，密歇根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8.James Ezeilo
另一个尼日利亚人，James Ezeilo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位 1958 年的博士 （剑桥大学）也获得了无数名誉博士学位。他早期的研究主要涉及三阶常微分方程解的稳定性、有界性和收敛性问题。除了将已知的结果和技术扩展到高阶方程之外，他的工作的主要重点是构造类李雅普诺夫函数，他做得很优雅，并用于研究解的定性性质。此外，他还是使用 Leray-Schauder 度类型参数来获得常微分方程周期解的存在性结果的先驱。最后，Ezeilo 与另外两位数学家一起将数学建立到了它存在的精细程度今天的尼日利亚很好地服务于整个非洲大陆。
9.Lisa Dyson
麻省理工学院，2004 年。因果关系的三个教训：弦理论对裸奇点、时间旅行和地平线互补性的看法。Dyson 博士的论文属于量子引力类别，重点是弦理论、标准模型和广义相对论的基于粒子物理学的扩展。她的论文提出了弦理论中几何问题的多种新解决方案，并考虑了在黑洞和时间旅行中的应用。作为第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员，Dyson 博士发表了多篇单作者论文。此后，戴森博士帮助领导了全国政治运动的社交网络平台的建设，并且是一家清洁能源咨询公司的创始首席执行官。
10.Chanda Prescod Weinstein
新罕布什尔大学物理学博士助理教授
11.Neil Hanchard, MD, PhD
贝勒医学院分子和人类遗传学助理教授
12.Abdul-Aziz Yakubu
霍华德大学数学博士教授
13.Sylvester J. Gates
Sylvester James Gates, Jr. 的研究生学习始于他被任命为哈佛大学研究员协会的初级研究员（1977-1980），并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任职（1980-1982）。他曾在麻省理工学院（1982-1984 年）和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1984 年至今）任教。1991-1993年，盖茨教授从马里兰大学请假，担任霍华德大学物理学教授和系主任。
由于盖茨教授已撰写或与他人合着了 120 多篇在科学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合着了一本书并在其他人中发表了许多文章，因此他在国家和国际科学会议上广泛发表演讲。他的研究涉及超对称粒子、场和弦的数学和理论物理领域，涵盖夸克、轻子、引力、超弦和杂质弦的物理以及A. Einstein 首次设想的统一场论等主题
看这个教授的视频应该就能很明了了。后天教育改变不了智商。种族和智商绝对是有关系的。
视频中论证看起来很充分很科学很严谨
即使有也不被承认，因为政治不正确
首先，由于地理的差异，人们的生存条件不同，导致亚洲自然那选择出了智商较高的人。
美国人种智商的差异是很容易进一步解释的：
黑人是被抓去当奴隶的，想象一下，一般来说趋向于抓捕智商相对低的人，所以美国黑人是选择非洲智商较低的人过去的。当然，也可能抓到智商较高的人，或者本来智商较低，后代智商突变高了，或者不是被抓来当奴隶的，比如抓奴隶的或者后来通过自己努力来到美国的。但是明显黑奴的后裔更多。
而黄种人虽然最开始有中国劳工移民，看不到高智商的选择。现在大量的中、日、印移民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学术、商业上有成就才移民美国的，这导致选择出亚洲本身智商就高的人移民到了美国。
这看你信谁的论断了。刚学社会学，老师说到这个，让我们讨论来着。推荐看一下Herrnstein & Murray 的《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里面讨论的就是不同种族间的智商差异，作者认为确实是有差异，黑人智商最低、白人高一些、亚洲人最高。但这本书引起很大的争议，甚至有人说这是“披着科学外衣的种族主义”，论战也是不少，社会学一般认为其夸大了遗传的作用，但生物学、心理学很多却支持作者的观点。
GAVIN EVANS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荒诞的事情。最有反讽意味的现象之一，就是一部分声称捍卫真理、对抗无知的人士，正在复兴某些已被彻底扒皮的伪科学。一小拨人类学家、智商研究人员、心理学家和自诩为高格调异见人士的学者，如今出面力挺所谓“逆耳的事实”，鼓吹某些种族天生比其他种族更聪明的观点。此类观点经数量惊人的主流媒体和边缘媒体合力传播，影响着新的受众群体，被他们引为自身种族优越感的理论依据。
种族和智力之间存在关联，是所谓“种族科学”（race science）或曰“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的主要原则。种族科学家声称，不同种族群体的社会结果（如预期寿命、学历、财富和监禁率）差异自有其进化论依据。特别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黑人作为一个种族群体逊于白人，因为前者往往天生智力较差。
尽管种族科学一再遭学界扒皮，但近些年又有卷土重来之势。如今，热心推动种族科学的人大多是“极右派”明星，他们喜欢利用伪科学从学术角度为民族主义政治站台。如果你认为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天生不聪明，那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平权法案或外国援助等自由主义救济手段注定徒劳无益。
最近有许多例子表明，右翼人士为种族科学击鼓助阵。例如，2016年7月，时任布莱特巴特新闻网老板、后来成为特朗普麾下首席战略家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一篇文章中隐晦地提到，一些被警察枪杀的黑人或许是罪有应得。“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天生就具有侵略性和暴力倾向，”班农写道，此话令人不禁联想到科学种族主义最臭名昭著的论点之一：黑色人种在遗传学上较其他人种更具暴力倾向。
在种族科学复兴的背后推手当中，有一位在不久前还是个知名的主流公众人物。2014年，前《纽约时报》科学记者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写了一本关于种族科学的书，堪称过去20年内最大的毒草。此书名为《令人烦恼的遗产》（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韦德在其中重复了三条种族科学的陈词滥调：一、“种族”这个概念，对应着不同人类群体间深刻的生物学差异；二、不同种族人类大脑的进化方式有所不同；三、这一点在不同种族的平均智商差异中得到证实。
韦德的书问世后掀起了轩然大波。139位世界顶级的人口遗传学家和进化理论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封 联署信 ，指责韦德篡改滥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细节更为详尽的批评。芝加哥大学遗传学家杰里·科因（Jerry Coyne）将韦德的理论称作“最糟糕的科学”。然而，一些右翼人士接纳了韦德的观点（这可能并不令人吃惊），将他塑造成一个诚实知识分子的典范，并且声称，令他噤口的并非学界大腕的反对，而是“政治正确”的原则。
“对我的书的攻击纯粹是政治性的，”韦德告诉斯蒂芬·莫利纽克斯（Stefan Molyneux），后者是极右翼新科学种族主义最有名的推动者之一。上述言论发表于特朗普当选后的一个月，韦德在莫利纽克斯的YouTube视频栏目中接受采访，这档视频的观看人数以千万计。韦德继续说：“这些攻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它显示了这种群体信仰极尽荒谬的一面。”
莫利纽克斯近期访谈的另一位嘉宾是政治学家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他是 《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 的作者之一。书中认为，穷人、特别是贫穷的黑人，天生就不如白人和亚洲人聪明。此书于1994年首次出版时，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被学术评论家们批得体无完肤。
身为大学校园抗议活动的经常性靶子，穆雷已经成为保守派的名义领袖。保守派想把进步人士描绘成没有思想的伪君子，指责其抛弃了构成自由社会根基的开放话语原则。这种逻辑促使一些主流文化人物将穆雷尊为科学辩论的偶像，或者至少借此显明他们自己胸怀博大，能够接纳“真相有时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可能性。去年四月，穆雷现身于非虚构作家 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 的播客上。穆雷利用这个平台声称，攻击他的自由派学术评论家们“撒谎时没有任何明显的负罪阴影，因为我猜想，在他们自己的心目中，他们自认为是在做上帝的工作。”（这期播客节目题为“禁忌知识”。）
在历史上，种族科学不仅塑造了政治话语，也塑造了公共政策。《钟形曲线》出版后的第二年，正值共和党把持的美国国会削减穷人福利的准备阶段，穆雷在参议院福利改革委员会作了专家证词。最近，帮助推动共和党最新的富人减税政策的国会议员保罗·瑞安（Paul Ryan）又 声称 穆雷是贫困问题专家。
现在，随着种族科学重新回归主流话语，其影响业已通过诸如班农这样的人物渗透到美国政府的上层。英国也未幸免于这种复兴:《伦敦学生报》（London Student） 最近披露 ，一个关于情报和遗传学的半秘密会议在伦敦大学学院举行了三年，而该校并不知情。与会者中包括来自阿尔斯特大学（Ulster University）的88岁的进化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他自称是一个“科学种族主义者”。
科学种族主义没有消失的原因之一是，公众对种族主义的听信度高于科学。这为像穆雷和韦德这样的人留下了一个机会，与他们的媒体支持者一起，把自己塑造成理性调查的温良捍卫者。我们一直以来全力攻击他们明显的偏颇立场，以致于忽略了讨论科学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阐明一个问题：种族科学家们究竟错在哪里？
····
种族和智力一样，是个出了名的模糊概念。 个体往往与其他种族的成员共享更多的基因，与本种族成员的基因相似性反而较低。事实上，许多学者认为，种族是一种社会结构——但也不否认有一些群体（科学术语中的“人口群体”）拥有大量共同的基因遗传。因此，种族科学在科学上的基本出发点并不牢靠。
所谓的种族科学，至少和奴隶制和殖民主义一样古老。直到1945年，在许多西方国家它还被视作一种传统智慧。尽管在纳粹大屠杀之后，种族科学被新一代的学者和人文主义者所拒绝，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它又沉渣泛起。从那时起，它就经常重新回到主流话语中。
1977年，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我在国立高中读最后一年，当地大学的社会学讲师向我们发表演讲，然后接受问答。他被问到黑人是否和白人一样聪明。他否认了这点，表示智商测试证明白人更聪明。他指的是美国心理学家阿瑟·詹森（Arthur Jensen）在196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那篇文章声称，人类智商80%取决于基因，而不是环境，黑人和白人的智商差异基本上是由基因决定的。
在种族隔离的南非，为了支持白人至上的统治制度，发明了这样的观念：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特征、个性和智力潜能。在美国，种族和智商的话题也同样被政治化，詹森的论文被用来反对福利计划，例如旨在帮助儿童摆脱贫困的“有利开端方案”（ Head Start programme ）。但这篇论文发表后很快遭到强力反驳，43年后，纽约时报将此称为“一场国际性的舆论风暴”。尤其是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学者们发表的驳斥文章多达数十篇，学生们还烧毁了杰森的雕像。
最近，关于种族和智商的观点的复兴始于一个看似无害的科学观察。2005年，世界上最著名的进化心理学家之一 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在某犹太研究机构发表演讲，提出“德系犹太人天生特别聪明”；次年，他又在美国自由主义杂志《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发表 长文 ，重申了这一观点。长期以来，这种说法一直是种族科学佩戴的一张微笑假面：如果说犹太人天生更聪明，按此逻辑，其他人自然就不那么聪明了。
平克的文章背景是2005年发表的一篇 论文 ，题为“德系犹太人智慧的自然历史”，由三位人类学家在犹他大学共同撰写。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认为德系犹太人的高智商分数表明他们比其他任何人（包括其他犹太人群体）更聪明。
这种进化的发展理论据信起源于公元800年到1650年之间。当时主要生活在欧洲的德系犹太人受反犹主义的限制，只能从事货币借贷生意，因为在基督徒看来，这是一种等而下之的行当。该论文认为，这种智商上的快速的进化是可能的，部分原因在于，犹太人不和外族通婚，意味着“非常低的内向基因流动”。这也是德系犹太人中家族黑蒙性痴呆和高雪氏症等基因病的发病率畸高的原因之一。研究人员声称这些疾病是指向高智力的自然选择的副产品；据说那些携带上述基因变异或等位基因的人比其他人更聪明。
平克在其发表于《新共和》上的文章中沿用了这一逻辑，又在其他地方称道那篇关于德系犹太人的论文“论证充分到位”。他接着谴责那些怀疑讨论种族间遗传差异是否具有科学价值的人，并声称“个性特征是可测量的，可在一个群体中遗传，一般而言在不同群体之间略有差异”。
在随后的几年里，尼古拉斯·韦德、查尔斯·穆雷、理查德·林恩，以及名望日增的加拿大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等一批人积极参与到关于犹太人智力的学术讨论当中，以此作为重磅材料，用以宣扬他们的观点，即不同人群的智能遗传有所不同。这个团体的另一个成员是记者 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 ，他曾在1994年为《钟形曲线》极力摇旗呐喊，在他当时任编辑的《新共和》杂志上专门撰文推介此书。2011年，他再次加入辩论，以自己的热门博客 “The Dish” 为平台，宣扬不同的人口群体在智能潜力上天生不同。
沙利文指出，德系犹太人和西班牙系犹太人之间的差异在数据中是“惊人的”。这是种族科学修辞学的一个典型例子，即宣称尊重数据，而不是政治立场。极右派甚至用另一个名字重新定义了种族科学，称之为“人类生物多样性”，听起来像是直接从大学课程目录中摘录出来的一样。
在种族科学的语汇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反对它的人关于人类平等的本质的追寻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臆想。最近，彼得森在一期YouTube访谈中告诉莫利纽克斯：“关于智商方面的研究文献揭示，没有人愿意陷入这种情形。”就连著名社会科学家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也批评自由主义者是“智商否定者”，他们基于一种误导性的信念，认定社会结果完全依赖于后天培养，是可变的，因而拒不接受不同人群因遗传造成智商差异的真相。
种族科学的捍卫者声称，他们只是简单地描述事实本身，而事实并不总是令人舒服。沙利文在2013年写道：“我们仍然是同一物种，正如贵宾犬和小猎犬是同一物种；但是，一般来说，贵宾犬比小猎犬更聪明，而小猎犬的嗅觉则比前者好得多。”
····
今天重现于公众讨论中的种族“科学” ——无论体现为贬抑黑人的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学说，还是所谓德系犹太人拥有更高智力水平的所谓友好主张——通常至少包含以下三种说法中的一种，而无论哪一种都没有科学事实依据。
第一种说法是，远在45000年前，当欧洲人的祖先克鲁马努人来到欧洲大陆时，他们面对的自然条件要比在非洲严峻得多。更严峻的环境挑战导致了高智商的发展。理查德·林恩在2006年写道，面对北方的寒冷气候，“智能较差的个体和部落渐渐绝迹，而更聪明的个体和部落则得以存活下来。”
这里姑且不提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农业、城镇和字母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并不以寒冷而闻名，单说一点：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表明，史前撒哈拉以南部非洲即已存在现代水平的智慧。过去15年间，南非印度洋沿岸的洞穴考古发现表明，在7~10万年前，一批生理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将赭石与骨髓脂肪和木炭仔细混合在一起制成颜料，制作珠子装饰自己，又制作鱼钩、箭头和其他复杂工具，在有的步骤中需要把它们加热到315摄氏度（600华氏度）。相关研究人员，如南非考古学家克里斯托弗·亨希尔伍德（Christopher Henshilwood）指出，这些人都是聪明的、有创造力的人，就像我们一样。 正如他所说 ：“我们正在把现代人类拥有象征性思维能力的起点向后推——一直推到很久很久以前。”
种族科学的第二个基本论点是：人类的身体不断进化，至少直到最近为止，不同的人群进化出不同的肤色，在某些疾病的患病可能性，以及乳糖耐受性等方面均有差异。那么，凭什么认为人类的大脑就不能持续进化呢？
这里的问题在于，种族科学家们没有遵循同类比较的原则。上述的身体变化大部分涉及单个基因突变，它们可以在相对较短的进化期间内传播到整个种群。相比之下，人的智力——甚至智商评估时所测度的特定智力领域——则涉及到一个或许由数千个基因组成的网络，这方面发生任何可察觉的进化，可能至少需要10万年的时间。
考虑到如此之多的基因在大脑的不同部分发挥作用，以某种方式促进智力的发展，因此，至少在过去的10万年里，认知进步的证据很少，也就不足为奇了。克鲁马努人研究领域公认的顶级专家之一、美国古人类学家伊恩·塔特萨尔（Ian Tattersall）指出，早在人类离开非洲前往亚洲和欧洲之前，他们已经在脑力方面达到了进化的顶点。他在2000年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没有适当条件在物种层面展开任何有意义的生物学进化。”
事实上，说到不同群体的潜在智力差异，人类基因组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遗传变异非常有限。1987年进行的一项DNA研究表明，今天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的非洲祖先：“线粒体夏娃”，生活在大约20万年前。由于这种在进化论语境中相对晚近的共同祖先的存在，人类群体拥有的共享基因比例较其他哺乳动物更高。例如，生活在非洲中部的黑猩猩的单一亚种，其遗传变异性比整个人类群体要大得多。
迄今为止，没有人成功地分离出任何“决定”智力的基因，指向该方向的所有研究论断都在同侪审查中化为尘土。正如爱丁堡大学认知老化专家伊恩·德瑞教授（Prof Ian Deary）所云：“很难指出哪怕一个基因与年轻健康成年人的正常智力切实相关。”智力并不会被整齐地包装在任何一条DNA链上并贴上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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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种族科学决定性地植根于第三种说法之上： 不同群体的智商平均值有遗传基础。如果这种说法被驳倒，那么整座大厦——从德系犹太人智力优越论到所谓黑人贫困的必然性——就会随之崩塌。
在我们能够正确评估这些说法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智商测试的历史。公众普遍认为，智商测试提供了一种测量恒定智力的方法，但是当我们更深入地观察，就会发现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智商测试诞生于1904年，它的发明人、那位谦虚的法国人阿尔弗雷德·比内（Alfred Binet）深知人类智力太复杂，不能用一个数字来表示。他着重指出，“智力……不能用测量线性表面的那套方法来衡量，”并补充道，过分强调智商“会造成形形色色的错觉”。
但是比内的智商测试法被美国人所接受，他们认为智商是与生俱来的，并运用这套方法来指导移民政策、种族隔离主义政策和优生政策。早期的智商测试包含了大量的文化问题。（比如，一战期间美国士兵智商测试中有一道题：“卡菲尔人有几条腿？2，4，6，8?”）随着时间的推移，测试内容逐渐不那么变态，并已证明在测量特定智力倾向方面是有用的。但我们并不能从中得知，智商得分的主要影响因素究竟是基因还是环境。要想弄清这点，需要更多的信息。
检验这个假说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看你能否通过学习提高智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表明纯属环境因素的教育水平会影响智商测试得分。众所周知，经过有针对性的智商测试练习，测试得分就会上升，但是其他形式的学习也会有所帮助。2008年，瑞士研究人员招募了70名学生，其中一半学生练习基于记忆的电脑游戏。结果这35名学生的智商测试得分都有所提高，而另外35名在整整19周的试验中每天进行针对性练习的学生，分数提升幅度最大。
另一种用来证明智商取决于先天而非后天因素的方法，是在同卵双胞胎出生时加以鉴别，然后安排他们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中长大。但这种实例并不常见，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研究一直令人怀疑——比如20世纪英国心理学家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的研究，他声称已经证明了智商是与生俱来的。（伯特死后，人们发现他伪造了很大一部分数据。）
1979年，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心理学家托马斯·布沙尔（Thomas Bouchard）发起了一项真正的双胞胎研究，尽管该研究的资助方是公然持种族主义立场的先锋基金（Pioneer Funds），但他的研究结果令人颇感兴趣。他研究了同卵双胞胎，他们有相同的基因，但是在出生之时就被分开了。由此可以看出环境和生物学因素在同卵双胞胎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贡献。他的理念是，如果这对双胞胎在不同环境中长大，但是出现了相同的特征，那就说明基因在其中起到主要作用。
问题在于，该研究中的大多数同卵双胞胎被收养到同一类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因此，他们最终发展出相似的智商水平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极少数情况下，双胞胎被收养到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教育水平的家庭当中，结果智商差异很大，其中一对双胞胎智商相差20分，另一对双胞胎智商相差29分，套用某些智商分类术语来讲，这相当于“迟钝”和“高智商”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在环境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后天教育对智商的影响似乎比先天禀赋要大得多。
但是，当你的目光从个体转移到整个群体时会发生什么呢？先天因素是否仍对智商平均值有所影响？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智商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或许非新西兰人吉姆·弗林（Jim Flynn）莫属。智商测试是一种校准测试，在任何特定时间全体测试对象的智商均值都是100。在20世纪90年代，弗林发现，如果要维持这个平均值，每一代智商测试都必须更具挑战性。他发现，按照现行标准衡量，一百年前人们的平均智商为70分左右。
然而，百年以来，人类基因并未发生改变。但弗林指出，在这段时间里，人们更多地接触到抽象逻辑，而这恰恰是智商测试所测量的那一小块智力领域。有些人群比其他人更多接触到抽象的事物，这就是他们的平均智商得分不同的原因所在。弗林据此得出结论，不同种群之间的智商均值不同，完全取决于环境因素的影响。
在一些人群中观察到的平均智商分数的变化，进一步证实了以上结论。提升速度最快的是肯尼亚儿童，一项研究显示，在1984年至1998年的14年里，肯尼亚儿童的平均智商提升了26.3分。究其原因，与基因完全无关。相反，研究人员发现，在半代人的时间里，肯尼亚儿童的营养状况、健康状况和父母识字率均有所提高。
那么，德系犹太人的情形又当如何解释？自从2005年犹他大学的那篇论文发表以来，其他科学家的DNA研究表明，德系犹太人的遗传孤立程度远低于该论文描述的状况。针对“德系犹太人群的高发遗传病源于快速的自然选择”这种观点，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些疾病是由一个随机突变引起的。而且，没有证据表明携带此类致病基因变体者的智力水平比其他人更高或者更低。
但是在智商测试方面，这篇论文却实实在在地遇到了难以逾越的绊脚石。二十世纪头二十年间进行的多次智商测试屡屡表明，德系犹太裔美国人的得分低于平均水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美国士兵进行的智商测试发现，北欧人的得分大大高于犹太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尔·布里格姆（Carl Brigham）对考试数据进行了分析，他写道：“我们的数据……更倾向于反驳普遍认为犹太人非常聪明的观点。”然而，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的智商测试分数却高于平均水平。
针对以色列两代米兹拉希犹太儿童的研究结果也可以看出类似的模式：老一代的智商为92.8，年轻一代是101.3。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在1948年和1990年，美籍华人的平均智商分别为97分和108.6分。1972年到2002年间，非裔美国人和美国白人之间的智商差距缩小了5.5个百分点。
没有人可以合理地宣称，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犹太人、华裔美国人或者非裔美国人的基因发生了变化。纽约大学的人类遗传学项目负责人哈里·奥斯特雷（Harry Ostrer）在读过犹他大学的那篇论文之后，对史蒂芬·平克的观点表示异议：“从科学角度而言它很糟糕，不是因为其论点非常冒犯人，而是因为它是糟糕的遗传学研究和糟糕的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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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已经奠定了我们对真实的科学的认知。 这位曾经凭借一己之力解码人类基因组的美国生物学家，针对“种族与智力之间存在关联”的主张，公开宣称：“在科学事实或人类遗传密码中，没有任何依据能证明肤色可以预测智力。”
然而，种族科学仍不放弃支持右翼的臆想。今天的右翼活动家们从既往争论中汲取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他们利用YouTube平台，攻击左翼自由派媒体和学术机构，指责它们不愿意正视“事实”，随后，他们将种族科学用作一种政治手段，推进他们小政府、反福利、反外援的纲领。
时至今日，这些政治目标变得越发清晰可辨。在对尼古拉斯·韦德的访谈过程中，斯蒂芬·莫利纽克斯指出，不同的社会结果乃是不同种族间的先天智商差异造成的——如他所云，结果就是高智商的德系犹太人和低智商的黑人。韦德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在影响黑人社会结果方面，“偏见所起的作用很小，而且还在不断减少”。紧接着，他便开始谴责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是一种浪费”。
与此类似，萨姆·哈里斯在播客里采访查尔斯·穆雷时，指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钟形曲线》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喜爱，继而询问探讨种族智力差异的目的何在？穆雷立即不失时机地表示：它可用于抵制某些政策，比如，基于“无论男女、无论种族，人人平等”的理念而制定的教育和就业平权法案。
种族科学不会很快消失。其主张只能靠着科学和教育，缓慢然而刻意地予以消除。而且，这些主张必须被消除——不仅因为它们会造成可怕的人道主义灾难，更因为它们确实是错的。右翼人士声称，这些观念在政治上令人不适，因而可能受到审查制度或污名化的威胁。但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此。归根结底，种族科学是糟糕的科学。或者说，它根本不是科学。
译文不代表神经现实的立场。
标签 人类学 基因 种族
政治学博士，曾参与到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中，并任多家南非报社的记者。著有五本非虚构作品和一本回忆录《Dancing Shoes is Dead》。过去十年，他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授课。其写作领域涵盖种族、智商和遗传学。
我认为所谓“东亚人智商高”的说法，其本质不过是“应试教育的训练方式恰好可以提高该群体在智商测试中的应答能力”。
证据一，离应试教育越远的族群，智商就会显得越低——然而如果是种族基因决定智商的话，就不会产生这种分布；证据二，人类史上最聪明、对人类知识储备贡献最大的人，几乎都是白人。
我的看法是，
智商和个人基因有关，也和一个人从小到大的经历有关。
但智商和族群/种族基因无关，而与该族群普遍经历的相似经验有强关联——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东亚人群智商普遍偏高（应试教育，生存竞争更激烈等）；而非洲（蒙昧的、半原始自然状态）和穆斯林群体（宗教压制与迫害）等群体智商明显偏低甚至很低。
训练（比如应试教育）可以提高熟悉度，让被测者尽可能接近其“可能性”，但无法让其突破其固有能力的上限。
有的，就和皮肤颜色个子高矮一样是有区别的，国际上没做过多研究因为智商这个东西似乎是种族歧视...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讨论个子高矮鼻子高低这种不算种族歧视，其实应该统称种族差异
科学种族主义 （Scientific racism），又称 生物种族主义 （biological racism）是一种 伪科学 的信念，即认为存在经验证据支持或证明 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种族劣根性和种族优越性。 在历史上，科学种族主义曾通过科学界获得过一定的可信度，但现在已不被科学界所认同。 把人类划分为生物学上不同的群体有时被其支持者称为 人种主义 （racialism）、 种族现实主义 （race realism）或 种族科学 （race science）。现代科学界共识驳斥了该观点，认为该观点和现代 基因学 的研究结果不符。 :360
不可否认，不同人种的智商却有差异，在《钟型曲线》一书中借助智商测试，对不同人种进行智商分类，得出了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的结论，并且将智商与基因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种族智商和基因有关，那么它应当可以解释不同民族的智商差异，因为不同民族的基因也不同，只是智商差距会稍小，不是吗？
为了避免争议，我选取民族类似的三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
此三国都是拉丁人种，意大利被东哥特及伦巴第入侵过，西班牙和葡萄牙被西哥特入侵过（都是日耳曼入侵者）。意大利南部遭柏柏尔人入侵过，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完全可以互通，西班牙曾经统治过意大利和葡萄牙，总之就是血缘关系极其相似，混血混得也一样，并且互相混血。
在图上可以看出，意大利人智商大于105，西班牙100，葡萄牙95，在智商上，西班牙与德国，英国和北欧等日耳曼人更为相似，这又是为什么？
不仅如此，为何西斯拉夫波兰人智商100，东斯拉夫人智商95，南斯拉夫人智商90？这又是一个差异，可他们确确实实是斯拉夫人，血缘相近。
那么基因决定智商的规律只能适用于种族却不能适用于民族，不具备普世性那还能叫规律吗？
也许有人认为其实是欧洲历史混血太多，我举得例子也不具有说服力，那么这样吧。
同样去掉有争议的地区，徽浙差17，豫京差19，这是一个民族内部的，（事先声明，我并非地域歧视，我祖祖辈辈都是安徽人）同时外国的权威机构似乎对汉族的血脉进行测试过了，血缘几乎一致对吧。
那么汉族纯血论和基因决定智商论已经出现严重冲突了，所以说一定有一个是假的。我当然是愿意相信汉族纯血的，我也不希望把自己革除汉籍，那么基因决定智商论是否出错了呢？
我承认不同种族之间智商有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非来源于基因，而是来源于经济，经济才是根本原因。
当然有人会指出黄种人和白种人明显是白种人更富，并且黄种人（你确定是黄种人而不是东亚人？）智商更高。那是因为经济是根本原因，教育是直接原因，经济决定教育但不能完全决定。
为什么教育能够决定智商呢？智商测验包括十一个项目，有常识、理解、算术、类同、记忆、字词、图像、积木、排列、拼图、符号分别测验，完成整个测验大约需要一小时，汇总分析，写出测验报告约需要一个小时，显然对于一个受过更高教育的人，在一些项目中更容易取得高分。
《钟型曲线》对大学生进行研究后发现，美国大学生智商最高，其次是英国大学生。为什么呢？世界名校是不是以英美为主，所以中国，东亚乃至所有黄种人国家大学生的智商没有和平均智商一样达到世界第一。东亚的应试教育的确被诟病很久，但的确对逻辑能力起到很强的锻炼效果。同样的，犹太人的教育也是类似，因此智商测出来也高。所以你是怎么做到一边嘲讽国外的教育的同时一边嘲讽人家基因不好，导致智商低的。不知道大清民国时期的智商测试中，中国人智商也很低吗？
抛开东亚，在智商上，是否西欧北美澳新这些发达国家大于东欧，东欧大于拉美（很久很久以前阿根廷还是个发达国家，越往加勒比海走越穷越乱，智商也越低），东南亚，北非西亚，这些发展中国家大于印度，印度大于非洲？
在国内不也是如此，总体而言是不是富裕地区智商高于相对贫穷地区？
综上所述，不同种族民族之间智商的确有差距，但是差距和基因无关，而是与经济教育有关，智商不是基因优越的理由，你应该感谢的是新中国优异的教育系统，而不是缥缈无影的远古先辈基因。《钟型曲线》这本书显然搞错了因果关系，是经济决定智商，而非智商决定经济，所以说智商和种群无关。
根据社会和谐的需要，我的结论是：不同人种、种族之间只有体能方面的差异，没有智力方面的差异，就像人类与大猩猩，外貌上有差异，智力上也没有差异。
没有对应关系。可以参看博尔斯（ http:// zh.wikipedia.org/wiki/ 法蘭茲·鮑亞士#.E9.B2.8D.E6.B0.8F.E8.91.97.E4.BD.9C）的书，比如：
《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http:// book.douban.com/subject /1278724/
《原始人的心智》 http:// book.douban.com/subject /3006760/
我看了 几个答案， 各说各有理。我也不能判断。
但是 ，我觉得你可以这么思考：抛开概率说对错高低都是智商低。在同一物种的单个亚种中， 所有个体都同属一个亚种， 个体间有高矮胖瘦之分，那么我觉得个体间的大脑的能力极限也是残次不齐的。 每个亚种智商应该有个均值范围， 均值范围的高低应该是有些重合的部分的， 至于重合的比例， 应该没人研究过，即使研究了，碍于样本量和研究方法，得到的结论是否准确也值得商榷。 智商均值范围不重合的部分，这部分哪一个亚种更高且更多，应该就是稍微有些优势了。
“The general intelligence factor is not specific to any particular domain of knowledge or mental skill, so g is independent of cultural content, including beliefs about what intelligence is. And tests of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reveal the same continuum of general intelligence. This observation suggests either that cultures do not construct g or that they construct the same g. Both conclusions undercut the social artifact theory of intelligence.“
———The General Intelligence Factor, Linda S. Gottfredson
设想这样一个问题：
在你面前有10个绿球、10个红球。所有球的体积相同，但密度各不相同。
你能做的是：一次只能称一个球，总共只有4次机会。
你的目标是：选出重量最大的10个球。
请问：你会怎么做？
一种颜色的球和其平均密度是否有对应关系？这没人知道，但是，在有限制的条件下，作为一个理性的人类，必须、只能、肯定、绝对会将其视为有所对应，这当然可能是错的，但这是最优的判断策略，没有别的了。
“种族”是起源于东非的人类迁徙到世界各地后适应不同环境而产生的结果，当今所有“人种”都来源于同一已充分进化的物种。
“智商”有异的假象是全球各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所导致的。例如，所谓智商最低的黑人中的个体——巴拉克奥巴马显然比所谓智商最高的黄种人中落后地区的人“智商”高。
如果所有人都能获得同等的教育机会，那么任何种族的个体都有同样的可能取得学士学位，这是已经被事实证明的。
智商测试考的是逻辑能力，和经验学习之类的关系不大吧。
智商是很重要的，甚至是人类最重要的特点，套用周星驰句话，力气大去挑大粪吧。智商还是最有用的。
说这个测试因为制定标准有偏差所以不准也不敢苟同，因为标准是西方人制定的，结果测试结果却是东方人智商最高，这不是很奇怪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