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是雇佣关系的出现。明朝中后期，农业、手工业的新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创造了条件。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使生产规模更大，分工更细，全国出现30多座较大的工商业城市，产品有了更多的销售市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手工业者不断分化，少数善于经营者富裕起来，多数手工业者贫困破产，丧失生产资料，不得不去当雇佣工人，于是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关于万历外派矿监税使的行为，有人拿它跟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做比，因为矿监税使是从工商业下手，是因明末工商业迅速发展而应运而生的举措，而一条鞭法也是因为当时商品经济发展、货币流通加快而产生的。从经济角度看，似乎都是合着进步的节拍，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想，这是截然不同的。张居正的条鞭法是很温和的，他利用了生产逐渐商品化的规律，简单来说，无论是农还是工商，货币都要比实物更加方便，这样的改革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颠覆，但是基本上是社会可以接受的，它本身的经济改革度不是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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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万历的矿监税使可就不是这样了，他的尺度要大得多。有人说万历这样拿工商业开刀，是为了弥补明代税收的畸形，因为明代税收规定依然倚重农业，在工商业方面很欠缺，万历大哥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才高瞻远瞩地准备把国家从倚靠农业的大坑中向工商业的光明方向引去，但是却受到了满朝尤其是东林党的猛烈抨击，只有宦官朋友不离不弃地陪伴着他在这条孤独高冷的路上走着，一个叫田口宏二郎的学者甚至说：“宦官们在征收各种税目时的态度，与其说是暴虐恣睢，不如说是作为官僚的负责努力。”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和众人想法步调一致的是普通人，比众人的想法晚一步的是蠢材，比众人想法早一步的是天才，但若比众人想法早两步，那就是神经病了。万历在明末就能用以税收的方式刺激，从倚重农业转到倚重工商业发展，开启我国近代化历程，不得不说是早了两步。而且居然还带领着一批“忧国忧民”、同样高瞻远瞩的宦官天才进行经济改革大业!呵呵，如果他不是穿越过去的话，无论如何也说不通。 ...查看更多
宋代以后，经济重心南移，至晚明时期，江南一带已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正所谓“湖广熟，天下足”，江南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其中以棉纺织制造业和布业的发展最为突出，多层次的市场逐渐形成，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促使着江南的整个经济模式有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随着这种调整的深入，晚明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逐渐显现出来，在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中国是农业大国，排斥商业)，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与一个女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她就是黄道婆。
为什么这么说?黄道婆不是明朝人，是元成宗年间的一个普通妇女，她早年流落至海南岛崖州，这里可谓天涯海角，对于她而言，这是极为不幸的，但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可谓万幸，黄道婆学习了海南岛当地黎族的棉纺织技术，若干年之后，她将这门技术带回了她的故乡——乌泥泾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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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乌泥泾镇就位于上海附近，宋元年间，这个古老的市镇，包括上海(即当时的松江府)都不繁荣，于是，有乡民从闽广地区引进棉花种子，开始种植栽培，乌泥泾镇成为江南率先进行棉花种植的地区之一，这也为之后乌泥泾镇引领棉纺织业打下了基础，而这一切，都与黄道婆密切相关。
黄道婆将汉南黎族的棉纺织技术加以改革，并将此技术广泛推广，大大提高了乌泥泾镇棉纺织业的生产力，由于乌泥泾镇大量种植了棉花，于是在乌泥泾镇逐渐形成了棉纺织业规模化生产的局面，黄道婆的这种纺织技术所生产出来的布料称之为“崖州被”，这种特色花布花色艳丽，质量上层，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畅销产品，乌泥泾镇及松江府，逐渐成为江南重要的棉纺织业基地。本文为趣历史原创，未经趣历史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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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都有各自的顶峰，被后世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怀缅着。人们怀念秦汉“虽远必诛”的霸气、唐朝的富饶开放，但很多人对明朝却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怀。不仅仅是因为明朝曾经的强大和强硬，历史课本上有一句话：“明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那么，这个萌芽离真正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到底有多远呢?
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无论出现怎样的改朝换代，总是脱离不开“封建”的标签。封建统治对社会的影响表现在方方面面，在经济上则体现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宋明两朝，经济结构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朝中后期，中国的江南地区，手工业、商业等都得到空前的发展。
尤其是手工业方面，随着16世纪中国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事纺织业的人数有了极大提升，工场手工业已经初具雏形。不要小看“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句描述，如今来看，这和当今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如出一辙。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打破封建社会原有的人身依附关系，使百姓的认识方式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另外，从嘉靖开始，明代官营的工矿等产业开始衰落，民营工矿业取而代之。
一系列的变法引发了农民经营思维的改变，有些农民甚至从单纯的耕种粮食向商业性农业转变，即专门为手工业等产业提供原料。这样做是出自单纯商业交换的目的，重要的是，明神宗出台的以货币地租代替实物地租(传统的以粮食等作为地租)的政策，也客观上推动了这种供求关系的发展。
明朝“资本主义的萌芽”不仅表现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也有所体现。1398年，建文帝朱允炆登基后开始对朱元璋的弊政进行调整，加强文官在明朝官僚体制中的作用。明成祖朱棣在夺取皇位后进一步提高文官地位，以至于逐渐形成了明代的内阁制度。期初，内阁阁臣主要是做“顾问”的身份，皇帝仍拥有最高决策权。而到了明仁宗、宣宗时期，内阁受到空前追捧，其权力也日益增大。到明世宗时期，内阁的权力已可以媲美皇帝，压制六部。
如今开来，内阁与皇帝的关系很像西方的君主立宪制，而在朱元璋废除丞相以来，内阁首辅大臣的地位则可以媲美丞相，更像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首相。明朝中后期的诸位皇帝也多乐于将权力交给内阁，除了在国家大事中保留决策权，皇帝尽可能少地干涉政务的处理。万历皇帝28年不上朝，明朝却没有发生大规模动荡的原因，就是因为万历拥有一个尚为高效的内阁。可以说，明朝的内阁制度与君主立宪制度只有一步之遥。
另外，明仁宗、宣宗以后，官学开始慢慢衰落，一大批不受封建思想制约的私人书院开始出现。这些文化机构培养了一大批拥有开明思想的思想家，其中杰出的代表就是黄宗羲、顾炎武。他们反对传统的封建制度，提倡注重商业和手工业发展。他们对程朱理学也做过一定程度的批判，要求革除封建礼教对社会的约束。
1405年～1433年，郑和还多次率领庞大舰队远航，先后访问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等30多个国家，最远甚至到达东非地区。这是中国封建历史上鲜有的大事件，然而令人惋惜的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哥伦布航海不同，明朝统治者并没有像西方强国一样开辟海外殖民地，而出自于传播中华文化与炫耀国力的目的。
所以说，明朝中后期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资本主义的影子，有些方面已经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很多历史学者认为，如果按照自然发展的规律，中国很有可能在明朝就实现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然而，一切都因为明朝的覆灭而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清朝统治者又以传统而强硬的封建手段，将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扼杀在摇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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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学者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含义及其存在的条件有不同的理解，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间也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它出现于北宋，也有人上溯至唐，以至更早。多数学者是把它作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或其起点，认为它产生于明中叶，到清中叶有了发展。
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一般是从生产力水平、产品的商品性、自由雇佣劳动的规模等几方面进行的。但因史料多简略，学者在考证、解释上有不同见解，因而对萌芽经济实体的确认互有参差。比较严谨的看法，认为明中叶,在苏州、杭州的丝织业,广东佛山的冶铁、锻铁业中，已见多少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到清中叶，继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有：江南一些地区的丝织业，陕西南部的冶铁、锻铁和木材采伐业，云南的铜矿业,山东博山和北京西部的煤矿业,四川的井盐业，山西河东的池盐业，江西景德镇和广东石湾的制瓷业，一些地方的制茶、制烟、蔗糖、榨油等农产品加工业，一些地方的染坊、踹坊、纸坊和木版印刷业，上海的沙船运输业等，共约20个行业。又是指这些行业的部分业户，如景德镇制瓷业，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只是制坯户中的少数大户，而窑户中未见。不过，这是根据史料考察的结果，尚未发现直接史料的行业和地区，不能断定其必无萌芽。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也是产值和商品值最大的棉纺织手工业，仍属农家副业,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则可肯定。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学者中意见更不一致。比较严谨的看法是：在明代尚只见端倪;到清中叶略可观察到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些事例，主要是经营经济作物和玉米的业户，又多是在新垦区和山区。
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形式是工场手工业。最具规模的是四川的井盐业。该业在宋代卓筒井基础上，改革凿井、造井、汲卤技术，创造管道运输系统，利用天然气作能源，达到传统手工业可能有的技术水平。一套井灶约雇有固定工人 100人。富荣盐场的王三畏堂有固定工1200余人，李四友堂三大灶有固定工 500余人，大约是当时最大的工场手工业了。云南铜矿虽规模颇大，但采硐尖分包制度，在一个资本指挥下的工人并不多。煤窑亦然。其他矿多露天挖掘，史料常记百千以至万人，大约多是商人资本支配下的个体生产者或农民,非工资劳动者。若冶铁业,一个大炉所需固定工不过50人。制造业的工场手工业一般规模不大，多者不过二三十人。又史料所记常将业主及家属劳动包括在内，故不足10人者尚难确定其资本主义性质。萌芽中的工场手工业，场内分工不发达。有的工序虽多，但常一人兼作。有的则场外分工甚细，各户互相协作，工场手工业内部却没有什么分工。
在农产品加工业中，常见有商人雇工生产，与工场手工业相仿，但其经营资本尚未从商业资本中独立出来。陕西南部的圆木厂、枋板厂规模较大，但亦属木商附设的加工厂，非独立经营。
包买商形式仅在清代的丝织业中见到，规模颇大。其余如制钉、制针和烧釉上彩的红炉业中也有一些，但只是锻铁、制瓷业中工场手工业的附属物。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富裕农民或富裕佃农雇工经营商品性生产、地主雇工经营商品性生产和商人租地经营农业三种形式，其中以佃农雇工经营的事例较多。雇工(折合长工)一般只三四人，多的达10人左右。地主有雇工数十人者，但其中多系供贵族大家庭消费用的庄田，非商品性生产。
以明中叶即15世纪来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间并不太迟。但其发展缓慢，直到19世纪鸦片战争前,仍只是稀疏地存在,未能象西欧那样导致一个工场手工业时代，在农业中更属微不足道。它发展缓慢的原因，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性的原因基本上是一致的，因而这项研究成为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十分重视的课题。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又常是作为20世纪初国内外流行的“外铄论”的对立面提出的，该种理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只是由于外在力量或由外国移植而来。因而这项研究有利于澄清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过程,以及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转化中的有关问题,诸如租佃关系的演变、市场的适应性、货币资本的积累、行会的作用等。学者们在研究中对这些问题都有探讨。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很微弱。但在长期发展中它毕竟已建立了一种新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制度。以至战后外国资本侵入中国时，它所面临的不是象它在某些殖民地所遇到的那样一块“反抗资本迁入”的处女地，而是可以找到现成的雇佣劳动者包括技艺高超的熟练工人和女工，以及相应的市场。事实上，第一家外资工厂就是在原来中国的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建立的。第一家洋务派的军工厂也是这样。民族资本工厂中，从工场手工业发展起来的就更多，在矿业中尤其多。
原来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主要形式的工场手工业，在鸦片战争后发展日益迅速，到20世纪初期，所有重要手工行业，包括棉纺织业，都已有了工场手工业户。工场手工业的产值大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5%。包买商形式也是在战后有较大发展。农业中，经营地主是在战后才见显著，而富农增长更快,已形成一个阶层。不过,这时中国已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已不再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了。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它们在鸦片战争后的发展，仍是萌芽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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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表明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封建制度衰落的标志和具体体现之一;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总趋势，但是资本主义萌芽仅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产生，是对雇佣关系的一定发展，在整个商品生产中不起决定作用，在整个城市经济中也无足轻重，而相对于汪洋大海般的封建经济，它仅是沧海一粟，对整个社会的进程未发挥什么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