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辅周

目录1 蒲辅周-个人简介

2 蒲辅周-从医经历

3 蒲辅周-治学严谨

4 蒲辅周-医学主张

5 蒲辅周-个人影响

摘要蒲辅周，原名启宇，1888年1月12日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长溪乡一个世医之家。中医学家。祖父蒲国桢，父亲蒲仲思，都是精通医道、名闻乡里的医生。蒲辅周在家居长，下有弟妹6人。全家靠父辈行医为生，家境甚清贫。

蒲辅周7岁开始上私塾，11岁后在上小学同时，还由其祖父讲授医书。15岁起，在祖父潜心教授下，他掌握了不少医药知识。于是，白天随祖父临床侍诊，入晚苦读到深夜。他以《内经》《难经》、《伤寒论》、 《金匮要略》为基本研读之书，以《外台秘要》、《千金方》及历代诸家之书为参考之学。经3年的苦读与侍诊，蒲辅周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18岁便悬壶于乡里。他牢记前人“医乃仁术”之教诲，将名字改为辅周，取辅助贫弱、周济病人之意。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精于内、妇、儿科，尤擅治热病。伤寒、温病学说熔于一炉，经方、时方合宜而施。在几次传染病流行时，他辨证论治，独辟蹊径，救治了大量危重病人，为丰富、发展中医临床医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1917年，蒲辅周至成都开业，数年后返回梓潼行医。

1927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商会评议员。

1933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第一区区长，数月后因病辞职。

在此期间，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1931年倡议成立了梓潼县“同济施医药社”。此慈善机构，解决了不少贫苦百姓无钱请医买药的困难。还创办了平民教养厂、“施棺会”、西河义渡等多项慈善事业，活人济世，受到当地劳苦大众的欢迎。

1936年，有感于时事日非，且不屑与地方政界同流，蒲辅周又赴成都行医。

同时，在成都亦办起了“同济施医药社”，并与泰山堂订下合同，无钱买药的病人经他免费诊断后，可持他的特定处方去泰山堂抓药，账记在他名下，由他定期去结算。

1940年，梓潼霍乱流行，蒲辅周闻讯后，立即汇200银元和处方一张，要他弟弟们将治疗霍乱的药方抄录后四处张帖，广为宣传;把所汇银元买成药品，半价发售，贫穷的分文不取。

1945年，成都麻疹流行，蒲辅周常涉水到御河边和城郊劳动人民聚居区，为他们免费诊治。

195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蒲辅周奉命调京工作。进京前，他回梓潼，为群众挂牌义诊3日，每天黎明即起，一直诊病到掌灯时分。抵京后，他在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内科工作。1956年参加农工民主党。

1960年任中医研究院内科研究所内科主任，196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65年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并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科委中医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等职务。1975年4月29日逝世于北京。

蒲辅周一生勤于临床，著述较少，除发表的几篇论文外，其临症医案经学生门人整理出版者有《蒲辅周医案》和《蒲辅周医疗经验》等。

蒲辅周是一临床大家。在他70年的医疗生涯中，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志，始终精研医理，博览兼收，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从青年时期起，蒲辅周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不论春夏秋冬，几十年不变。调到北京时，他已年近古稀，享有盛名，但他坚持阅读的习惯不变。

除了从书本学习外，他还向有经验的医生学习。

他平时所用的痛风验方、百损丸和治肺结核吐血经验方等，皆得自其他老中医口授;治疗和控制内眼病及白内障等眼病的“九子地黄丸”，也是从四川一位眼科医生那里学来的。

为验证书本知识，蒲辅周还勇于实践。

如早年对“十八反”产生疑问，曾用半斤蜂蜜加葱白4两，将葱白捣如泥和蜜拌匀，放置半天后，每小时给狗喂三分之一，狗吃后无异常反应，自己又亲口服用，仍安然无恙，证实了蜂蜜与葱白并不“反”。

他也曾将海藻、甘草同服，经多次实验，证明海藻可与甘草同用，用于临床，发现其软坚消结之力更强。他还尝过甘遂配甘草，服后虽反应剧烈，但发现祛痰逐浊效果极好。

蒲辅周认为，学无止境，学习必须持之以恒。

中医的理论深奥而广博，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活到老、学到老的恒心，是不易掌握的。

他对于每一部中医文献，无论篇幅大小，都坚持逐章逐节、逐字逐句地细读，而且反复地读。

蒲辅周说，每读一遍，皆有新的启发，只有细细琢磨，才能举一反三。病有万端，药有万变，只有刻苦学习，才能把病看好。

蒲辅周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从不文过饰非。他早年在家乡行医，且已享有盛誉，但由于一次偶然的医疗失误，他便毅然停诊3年，闭门读书，反思自己的不足。期间，还以一个月的时间将借来的一部日人编著的《皇汉医学》一书抄毕读完，并感慨地说：“外国人尚于中医有如此精深研究，中国人岂甘自卑”!其严于自律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他为自己行为定下了3条准则：其

一，好读书，必求甚解。见重点，作好笔记，加深记忆;有疑义，则反复查证，务求明辨。其

二，谨授课，必有准备。讲原文则主题明确，论之有据;作分析则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其

三，慎临证，必不粗疏。问病情，则详察体认，明其所因;辨证治则胆大心细，伏其所主。他这种从严要求的治学精神，使他在临证时能分辨细微，审证诊脉之准确较他人更胜一筹。如在一次为一重型乙型脑炎患者会诊的讨论中，出席的医生都认为该患者高热灼手，胸腹痞满，已3日不大便，脉沉数，苔黄腻，可以用泻下的方法治疗。而蒲辅周却认为，虽胸腹痞满，但痞满而不坚，脉象不是沉实而两尺呈现滑象，苔厚腻而非老黄，所以不需用下法，大便会自行排出。正当医生们认真剖析，意见渐趋一致时，护士来报告，说患者已下溏粪。他认证之准确，令同仁叹服。

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他在北京工作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为他配备了几名学生。学生中有出于医学世家的中医，也有西医学习中医的学生，还有中医院校毕业生。对学生他都精心培养，倍加爱护。在学术上，则因才施教，按照学生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他要求学生多读书，多看病。凡规定学生看的书，还要求学生提出问题。他说：“学问，必须是学而问”。临证则让学生先辨证立法、处方用药，他再修改补定;对疑难病人处理后，还要学生回答为何要这么处理和用药。在学生有所撰作时，他多亲自审阅，认真指点，损益取舍。在他的严格要求、辛勤培育下，他的学生都已成为医疗保健、科研、教学方面的骨干，尤其是在北京期间培养的学生已成为中医界有一定影响的高级专家。

蒲辅周是一临床大家。在他70年的医疗生涯中，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志，始终精研医理，博览兼收，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从青年时期起，蒲辅周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不论春夏秋冬，几十年不变。调到北京时，他已年近古稀，享有盛名，但他坚持阅读的习惯不变。

除了从书本学习外，他还向有经验的医生学习。

他平时所用的痛风验方、百损丸和治肺结核吐血经验方等，皆得自其他老中医口授;治疗和控制内眼病及白内障等眼病的“九子地黄丸”，也是从四川一位眼科医生那里学来的。

为验证书本知识，蒲辅周还勇于实践。

如早年对“十八反”产生疑问，曾用半斤蜂蜜加葱白4两，将葱白捣如泥和蜜拌匀，放置半天后，每小时给狗喂三分之一，狗吃后无异常反应，自己又亲口服用，仍安然无恙，证实了蜂蜜与葱白并不“反”。

他也曾将海藻、甘草同服，经多次实验，证明海藻可与甘草同用，用于临床，发现其软坚消结之力更强。他还尝过甘遂配甘草，服后虽反应剧烈，但发现祛痰逐浊效果极好。

蒲辅周认为，学无止境，学习必须持之以恒。

中医的理论深奥而广博，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活到老、学到老的恒心，是不易掌握的。

他对于每一部中医文献，无论篇幅大小，都坚持逐章逐节、逐字逐句地细读，而且反复地读。

蒲辅周说，每读一遍，皆有新的启发，只有细细琢磨，才能举一反三。病有万端，药有万变，只有刻苦学习，才能把病看好。

蒲辅周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从不文过饰非。他早年在家乡行医，且已享有盛誉，但由于一次偶然的医疗失误，他便毅然停诊3年，闭门读书，反思自己的不足。期间，还以一个月的时间将借来的一部日人编著的《皇汉医学》一书抄毕读完，并感慨地说：“外国人尚于中医有如此精深研究，中国人岂甘自卑”!其严于自律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他为自己行为定下了3条准则：其

一，好读书，必求甚解。见重点，作好笔记，加深记忆;有疑义，则反复查证，务求明辨。其

二，谨授课，必有准备。讲原文则主题明确，论之有据;作分析则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其

三，慎临证，必不粗疏。问病情，则详察体认，明其所因;辨证治则胆大心细，伏其所主。他这种从严要求的治学精神，使他在临证时能分辨细微，审证诊脉之准确较他人更胜一筹。如在一次为一重型乙型脑炎患者会诊的讨论中，出席的医生都认为该患者高热灼手，胸腹痞满，已3日不大便，脉沉数，苔黄腻，可以用泻下的方法治疗。而蒲辅周却认为，虽胸腹痞满，但痞满而不坚，脉象不是沉实而两尺呈现滑象，苔厚腻而非老黄，所以不需用下法，大便会自行排出。正当医生们认真剖析，意见渐趋一致时，护士来报告，说患者已下溏粪。他认证之准确，令同仁叹服。

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他在北京工作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为他配备了几名学生。学生中有出于医学世家的中医，也有西医学习中医的学生，还有中医院校毕业生。对学生他都精心培养，倍加爱护。在学术上，则因才施教，按照学生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他要求学生多读书，多看病。凡规定学生看的书，还要求学生提出问题。他说：“学问，必须是学而问”。临证则让学生先辨证立法、处方用药，他再修改补定;对疑难病人处理后，还要学生回答为何要这么处理和用药。在学生有所撰作时，他多亲自审阅，认真指点，损益取舍。在他的严格要求、辛勤培育下，他的学生都已成为医疗保健、科研、教学方面的骨干，尤其是在北京期间培养的学生已成为中医界有一定影响的高级专家。

治病必求其本是中医治疗的基本原则。蒲辅周对此深有研究，并对在辨证求本过程中应注意处理的几个关系作了阐述：

一是邪正关系。他认为从邪正关系上来看，“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气为标，正气为本。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的过程，正是邪正斗争胜负消长的过程。因此，在治病过程中，要注意患者的正气情况，掌握扶正祛邪、祛邪养正的辨证关系。

若只见病，单纯以驱除病邪为务而不顾正气，则失去治病求本的意义。例如他曾治一急性肝炎患者，前面治疗的医生均只注意肝炎为病毒感染这个外邪的一面，以致中阳更伤，饮食日减，便溏完谷不化，神疲肢倦，月余卧床不起。蒲辅周治以香砂理中汤加吴茱萸、草果健运脾胃，扶正祛邪，患者很快康复。

二是病因和症状的关系。他认为，疾病的病因是本，症状是标，所以治病必须寻求病因，对因治疗，才能达到痊愈的目的。

如他曾治一尿闭和一尿失禁的两个患者，从症状看，两人是完全不同，但从病因病机分析，却都是中气虚弱，一是中气不摄以致尿液失禁，一是中气不运，尿闭不通。因此都从中气虚弱治，处以补中益气汤加减而愈，而不是见失禁就固涩，见尿闭就通利，此即中医异病同治之义。

又如两心悸患者，虽主症均为心悸，但一例心悸而伴头晕，恶心、有痰、便溏，苔中心黄腻，脉滑，为痰湿夹胆火上扰心主之实证，便溏是脾弱之象，治宜先以温胆汤加味化痰湿，兼清胆热，加用资生丸兼调脾胃而愈;另一例心悸伴有出冷汗，下肢浮肿，大便溏，严重时出现心房纤颤，则属心气不足，兼有脾湿，偏虚证，治宜补益心气，温脾理痰，治疗亦以温胆汤化裁，但以党参易竹茹，随症加减而收效，明辨标本，治本而愈。

此外，在治病求本同时，蒲辅周十分强调治病必先察脾胃之强弱。他认为外感病须助胃气，内伤病尤须重视胃气，因为卫气来源于中焦，胃气强者，卫气始固，玉屏风散用白术即本于此。因此，蒲辅周每将调理脾胃作为外感病恢复期的治疗关键。

而脾胃为后天之本，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胃气受戕则内伤难复，所以治疗内伤时亦必须时刻不忘胃气这一根本的原则，在蒲辅周临床中是不胜枚举的，例如他对一例久治不愈中阳衰弱低热患者的治疗，处以升阳益胃汤，每日煮取15克，获效甚速;而他治另一例寒湿痹症后期邪却正伤患者用建中汤调和营卫、温中补虚，后以薯蓣丸收功而愈。他说“辨证论治要审病求因，分析邪正相争不同时机，因势利导，邪去正安，扶正祛邪。病后调理，应重视胃气。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健强，气血充足则康复矣”。

蒲辅周调理脾胃，既取法于李东垣之升脾阳，又效法于叶天士而保胃阴，升降润燥，权宜而施，融李东垣和叶天士之长，用补中益气汤和益胃汤加减，亦常用补益资生丸，既避免参苓白术散之补而壅滞，亦无香砂枳实丸消导香燥之弊。

治病用药注意时令气候影响

蒲辅周强调，治病“必先岁气，毋伐天和”，认为各种不同气候环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发病因素，因此要注意自然气候和季节等对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影响。

如麻疹病，多发于春季，但其他三季也有发生，见症有所不同，治法亦有同有异，所同者，宜宣透;所异者，宜根据季节时令之暑湿燥寒而酌增苦辛或苦辛微温之品。

1945年近立秋，成都小儿麻疹流行。

当时大雨连绵，街巷积水，病儿麻疹隐伏于皮下，医生用宣透无功。蒲辅周联系到其时多雨，热从湿化，因而用通阳利湿法，俾湿开热越，疹毒豁然而出，虽不宣透亦热退神清而愈。同道用之，亦皆应手。

1956年，石家庄市曾流行乙型脑炎，用清热解毒、养阴法治疗，治愈率达90%以上，而次年北京流行此病时，用上述方法效果不显。

蒲辅周从临床实践中发现，北京多年阴雨连绵，湿热交蒸，因此属暑湿偏盛，遂用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化裁，通阳利湿，收到了良好效果。

蒲辅周在总结经验时说：“在这一次实践中体会到：由于气候的影响，今年的患者在诱因上多有暑湿并重的现象，个别的还有一些变症，我们在治疗脑炎过程中，随时都要注意到这一些”。

在对内伤杂病治疗中，他亦注意气候的影响，适当加入相应时令药，如其治周期性发热，就按季节灵活处方用药，暑天选用四妙丸加茵陈、青蒿、木瓜、荷叶等清热利湿，入秋后用五积散合四妙丸加味，祛寒除湿，以提高疗效。为配合季节，还注意用药的剂型。

1963年治金某心气虚痛(冠心病)一例，即冬用膏、夏用散，以与季节相适应，既考虑到疗效，亦方便了病人。

师古不泥

蒲辅周是富有经验的临床医学家，又是懂得唯物辩证法的中医理论家。他认为，中医学有独特的理论，《内经》、《伤寒论》等典籍，是中医理论体系以辩证法为内核的结晶，必须认真继承和发展。

他对《内经》和《伤寒论》有精深的研究，在继承《内经》、《伤寒论》的理论基础上，对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精辟的阐发，体现了他师古而不泥古的风范。

如对“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和“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经义，摆脱了一般学者从伏气论的观点所作的解释(即冬日受了寒邪，邪气伏藏于体内，到春天发为温病)，而是从冬不藏精比类悟出，冬失因藏和冬病伤寒之人，其正气必虚，春天邪气所凑，自然容易感染而得温病，不可能由冬天感受的寒邪，整个冬天伏藏于体内而到春天才发病。

又如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看法，他认为五脏六腑皆有阴阳，何者为阳有余?何者为阴不足?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有偏胜，则必为病，岂可能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人不为病的?

所以人体之阳，不是火有余而是水不足，这就是王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本意。但自朱丹溪提出此说后影响医界数百年，直至明代张介宾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才将朱丹溪的影响纠正过来。

反映了蒲辅周继承前贤学术，博学广思，师古而不泥古的精神。对《医林改错》及作者，蒲辅周的评价是：“王清任先生苦心于医药，积有心得，值得学习和尊敬。但仅观察数十具不完整的尸体，而确定古人是非，殊属自矜太过，其图证之现代解剖亦有未合……”。他对王清任的评价反映了他的一家之言，但也是他学习前人经验并不盲从的一例。

对中医治疗大法的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蒲辅周认为，八法的具体应用应掌握分寸，若当用而不用是为失治，不当用而用是为误治，但也有当用而用之不得其法，结果病情未得改善。

蒲辅周从《伤寒论》桂枝汤下载“温覆令一时许，遍身，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悟出，八法之应用，应达到汗而勿伤，下而勿损，和而勿泛，吐而勿缓，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的境界。比如补法，他认为，补法用于虚证，能补不足，促使患者康复。但虚有因虚而病，有因病而虚;有渐虚，有顿虚，还有先天、后天之别;又有阴阳、气血、津液之分;五脏又各有虚证，所以要有多种补剂，针对使用。

漫补达不到效果，补药堆积也难达到效果，甚至导致胸腹胀满，衄血便燥等不良反应，总结出了“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的指导原则。

蒲辅周一生临证近70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内科疾病，他认为，内科是临床医学的基础。他治内科，在遵崇仲景学说同时，并采撷历代各家学派之长，如刘河间之寒凉，张子和之攻下，李东垣之温阳，朱丹溪之滋阴，融众长于一炉，以补仲景之未备，开后学之法门。因此他能集思广益，出奇制胜。

他平素所治内科病例，大多是应邀会诊，故多疑难杂症，要取得显效殊属不易。但由于他医理精通，经验丰富和善于辨证论治，每能得心应手。

蒲辅周治疗外感热病，尤见独到。临床所见外感热病，属中医伤寒、温病范畴。自明清温病学说形成，即有了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论争。对于两者的关系，蒲辅周认为，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应当互为充实。

伤寒与温病是始异(伤寒是寒邪侵犯太阳经，温病是温邪首先犯卫)，中同(寒邪入里化热，证属阳明，治以白虎、承气，温病顺传气分，治亦以白虎、承气)，终异(伤寒传入三阴，治宜温补，温病入营血，灼伤津液，治宜清润)。伤寒治以发汗解表，温病治宜透达取汗，两者均需顾及津液。这些心得和认识，使他在温病学术上多所建树，特别在指导治流行性乙型脑炎方面更多贡献。

蒲辅周不仅精通内科，妇儿科亦为所长。他认为妇儿科与内科，只有见证的异同，而无本质的区别。

由于妇、儿的生理、病理特性，妇女有经、带、胎、产，儿童有麻、痘、惊、疳，其余疾病基本与内科相同，因此，他在精于辨证的基础上，在妇儿科诊治上也有独到之处。

对于妇科，他以调理气血为主，以舒肝和脾为枢机，运用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则补之，瘀则消之的大法，临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对于儿科病，蒲辅周特别强调小儿的机体特点。认为小儿属稚阴稚阳，非纯阳之体，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必须认真运用四诊的诊察手段，平脉息，察指纹，望面色，审苗窍，听声音，观动作，综合分析以得出正确诊断，并注意稚阴稚阳之体不任攻伐。

儿童无七情内伤症，但腠理不密，易感风寒咳嗽及急性烈性传染病，肠胃脆弱，易得伤食伤冷之症。蒲辅周诊治的儿科疾病均为危重急症，其救治之成功更体现了他在四诊方面娴熟的技术，其判断之准确，用药之精当，足堪儿科医效法。

蒲辅周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理论渊博，为千万患者解除了病痛，为中医事业作出了贡献，周恩来总理称赞他“高明的医生，又懂辩证法”，实为当代杰出的中医临床家。

蒲辅周一生勤于临床，著述较少，除发表的几篇论文外，其临症医案经学生门人整理出版者有《蒲辅周医案》和《蒲辅周医疗经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