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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 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
在 考古 学界，三星堆的大名早已蜚声海外，令无数的专家和学者心驰神往。然而，围绕着三星堆的诸多谜团，专家往往经过多年的苦心研究，也是难以解答。比如，三星堆 青铜器 铸造工艺有何特点？矿料来源是哪？铸造地点在哪？
三星堆青铜器铸造工艺有何特点？
就成型工艺而言，三星堆青铜器主要的铸造方式为陶范法，与中原地区的加工工艺属于同一个技术体系；就出土器物而言，三星堆出土的很多 青铜 尊、青铜罍等器物也与同时期的其他青铜文明关系密切，从这两方面看来， 三星堆青铜器的生产方式的确受到中原地区影响。
商·青铜双面神人头像
商·兽面纹青铜温鼎
但与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相比，三星堆青铜器也有其独特的风格。陈坤龙介绍，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是容器和兵器，而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很多神树、人面像等独特的青铜器物。另外， 虽然三星堆也出土了所谓的青铜兵器，但可能并不是实用器，其仪式作用更为突出。
器型独特必然导致生产工艺的不同。例如铸造神树等复杂的青铜器时，三星堆铸铜匠人采取了分段铸造再以铸接、焊接等方式连接各个部位的方法。同时，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上都无纹饰， 可能是通过绘制、贴金箔等方式装饰表面，并非在表面直接铸造纹饰。
就后期加工而言， 在三星堆青铜器上发现的切割、磨削、錾凿等机械加工方式，在中原地区也比较少见。
矿料来源是哪？
就合金成分而言，三星堆青铜器主要以铅锡青铜为主。
在古代社会，铜、玉、黄金等属于珍稀资源，产地是有限的，三星堆铸造如此大量的青铜器，原料何来？其背后必然存在远距离的物料流通行为。
说到青铜原料的远距离运输，周代有一个专有名词对其进行描述，这便是“金道锡行”——“ 金道锡行 ”作为专有名词，首见于传世的青铜器曾伯簠（现藏于国家博物馆）。这一专有名词也揭开了青铜时代一个重要的、容易被忽略的历史事实，即对三代王朝而言，青铜原料存在远距离的运输，且形成了大致固定的运输干道。
金道锡行中的“行”读音为银行的行，意义也近似银行。这些矿料在当年，既有流通的路径，也有交易的场所，在当时已是相当发达成熟的体系。从器物的制作工艺和技法上，可以判断三星堆青铜器明显受到了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影响，同时本地的艺术风格也十分鲜明。
目前考古学界对矿料来源地有多种看法，比如西南地区、本土就近取材、中原地区、秦岭地区等。这些都是基于不完整证据做出的合理推测，若想要证实，还需要开展更多、更全面的考古工作。
铜的来源
2012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对三星堆与金沙遗址、汉中城洋、吴城遗址出土铜器的合金成分作比较分析后发现，在上述所有商代遗址中，只有三星堆和吴城出土的青铜器测试数据显示，它们都含有同一种“高放射成因铅”的特殊铅，又叫异常铅。即相隔千里的三星堆、吴城两地，其先秦古人在炼铸青铜器时集中使用了同一种金属原料。
科学研究表明，四川三星堆、江西吴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金属原料是同一产地。而位于 江西瑞昌铜岭的商周铜矿矿冶遗址 作为考古所见商代唯一一处采铜遗址，既可能曾向四川三星堆输送炼铜矿石，也很可能是远在中原商王朝王室的“御用”铜矿。
“吴城先民在商代早期就发现、开采了赣北瑞昌铜岭的铜矿，并铸造出了精美的青铜器。”吴城文化研究学者彭印解释说，尽管目前尚未对四川三星堆、江西吴城两处遗址的关联性作更细研究。
但考科学家通过同位素测试研究，发现出土于河南安阳，即商朝晚期都城遗址殷墟中的青铜器，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青铜器具有十分明显的渊源，有一部分可能是用位于江西瑞昌铜岭的铜矿石铸成的。与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古冶矿矿源一致。
“瑞昌铜山铜岭铜矿是目前已知商代被开采的唯一一处古铜矿，在当时一定引起商王室的重视。”彭印䃂认为，商王为了获得确保“祀与戎”两件国家大事所必需的铜，可能派人与吴城首领接触，而商王室所需要的战略资源铜，可能主要是从吴城获得。
三星堆遗址与吴城遗址相距1500余公里；瑞昌商代铜矿遗址则靠近吴城遗址，两者相距200多公里。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晚期，3000多华里的漫漫长路，古人是如何跨越的呢？或许，由于靠近长江或长江支流，先民在长江中游一带采得矿料冶炼成铜锭，通过长江、涪江、岷江等水路，艰难溯流而上，最终来到成都平原。
瑞昌铜岭作为三星堆青铜器的原料产地一说，虽然有较大可能性，但也不是100%确定。 青铜器的金属成分除了铜，还有铅和锡，目前只能说从铅的同位素比值来看，是和铜岭有关系的，锡和铜的矿产来源还没有可靠证据来追溯。
金的来源
近日三星堆又上新了500多件文物，包括青铜“神坛”、神树纹玉琮等重量级“国宝”，还出土了大批金器。
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9月2日摄）。来源/新华社
3号“祭祀坑”中发现的金面具薄如蝉翼，重约100克，造型威严神圣，是目前三星堆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完整的一件金面具；5号“祭祀坑”的“含金量”更高，已出土重达280克的半个黄金面具、大量金珠和金饰片，还有一把颇具分量的“金斧”。如果再算上之前出土过的金叶、金鱼、金带、“金权杖”等，三星堆似乎成了“金子堆”！
黄金如此珍贵，三星堆的先民是从哪儿得来材料、制作金器的呢？
网上流传最广的说法是： 三星堆先民没法熔炼黄金，也没什么开采金矿的能力，这些黄金都是捡来的，属于“大自然的馈赠”。因为外形像狗头，这些大块的自然金也被亲切地称为“狗头金”。先民利用黄金极强的延展性，在狗头金上敲敲打打，才造出了这些鬼斧神工的金器。
然而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早在夏朝，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纯铜冶炼技术。河南的二里头遗址（被普遍认为是“夏都”，主体是夏文化）中，曾发现一件含铜98%的铜锛，几乎接近纯铜；郑州二里岗铸铜遗址中，发现了炼铜原料铜矿石；殷墟的发掘中，常常发现孔雀石，最重的一块超过18公斤。
纯铜冶炼，为“炼金”准备了温度和技术条件。 考古发现证明，三星堆出土的金块，均是将自然金熔化后铸成块状的 ；出土的金箔、金面具等，则是由金块捶打成平整的金皮，然后通过模压、雕刻、镂空等深加工工艺制作而成。
在地壳中，黄金主要以两种基本形式存在。一种是以微小的颗粒状态被包含在不同岩石之中， 专业术语叫“脉金矿”或“内生金矿” ，但由于开采难度较高——一般开采一吨矿石，提炼出的黄金也只有3-10克——直到唐代以后人们才开始大规模利用脉金；而当脉金矿露出地面之后，由于长期风化剥蚀会破碎成金粒、金片、金末，通过风和流水等的搬运作用沉积在河滨、湖滨或海岸， 就形成了“砂金矿”，又称“外生金矿” 。由于直接裸露在外，这也是古代人类最早采集的金矿。
三星堆遗址所在位置。来源/朱丹丹：《三星堆·文明的侧脸》，巴蜀书社，2017年
我国古文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古蜀国）有璧玉、金、银……之饶”，古蜀地区也是最早开采和使用黄金的地区之一。地质调查显示， 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周缘地区，特别是古丽水地区 （今四川省西部雅砻江与安宁河之间）皆有品位很好的金矿广泛分布——其中90%以上，都是易于开采的砂金矿。
经过金相检测取样和化学成分分析，可以确定，三星堆的金器属于金银合金器，成分构成也比较一致，很可能是从同一地区的砂金矿冶炼而来。有学者指出，通过与四川周边砂金矿的元素对比，三星堆出土金器的矿料来源于 凉山州盐源县洼里地区（理塘河与雅砻江流域交汇处） 的可能性非常大。
除此之外，三星堆的居民与其他“矿场主”的关系也很密切。除了丽水地区之外， 云南的金宝山和长傍川等地，以及西藏一带 ，都是中国古代的“多金之地”。据分析，大约在商代晚期，曾经有过一条“南方丝绸之路”，古蜀文明正是通过此道与周边地区乃至东南亚、中亚等地产生文化和经济上的交流。
滇文化区也在这条线路上，并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星堆冶炼青铜所需要的一些矿料，就被认为来自云南。如此说来， 三星堆冶炼金器的原料，也可能有部分来自云南。
而砂金矿中，绝大多数都是小金粒，块金则非常难得。目前三星堆遗址发掘的金器中，最重的就是那根“金杖”，约为463克；而新出土的那半件金面具如果完整的话，也将会超过500克——如果三星堆人制作这些金器全靠捡“狗头金”的话，那真的是“天选之子”了。
事实也证明：三星堆人并非是在大块的“狗头金”上直接加工，而是依靠“炼金术”把大小不一的自然金熔铸到一起，再进行制作的。三星堆的一号坑里，曾经出土有金料块，两面平整，略呈长方形，侧面还留有“浇口帽”，可见这是经过集合小粒自然金熔铸加工而成的。
其他谜题尚待解开
开采矿石后冶炼成金属原料，进行合金化处理，再铸造成器物……冶金生产是一个长链条的过程。要想真正揭开三星堆青铜器的秘密，还需要寻找更多证据，比如生产遗存、冶金产生的炉渣等。
应当在三星堆遗址、周边地区甚至更大范围内寻找商代晚期青铜冶金生产的技术遗存，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条，才可能真正找到三星堆青铜矿料的来源。相信随着科技考古的发展和考古工作环境的不断改善，一切疑问都将被慢慢解答。
来源：中国新闻网、江西新闻、国家人文历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