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阿关系并不密切，中国虽然给 阿尔巴尼亚 提供援助，但总体来说，援助的总额不大，当时阿尔巴尼亚最大的援助国是苏联。那么，后来，中国与阿尔巴尼来是如何拥有了“兄弟般友谊”的呢？
1962年6月29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希斯尼·卡博
中阿“火箭式”建立“ 特殊关系 ”
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上的小国阿尔巴尼亚，是同新中国最早建交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中阿两国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政治诉求和共同的社会主义制度，又同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而建立起了友好合作的关系。1954年两国在对方首都互设大使馆后，中国开始对阿尔巴尼亚进行经济援助。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世界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中国、苏联两党两国开始交恶。在这种情况下，阿国同中国并肩携手，共同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这直接导致了苏联对阿的断援和苏阿断交。
鉴于此，中国全盘接手了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阿的一切援助，并不断加码、翻番，中阿间迅速结成了长达十多年的举世瞩目的一大一小的双边“特殊关系”。当时的情况是：上层交往多而频繁，经援、军援巨大，合作范畴无所不包，互相评价调门特高，礼宾接待不断破格。
1966年11月，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高调电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贺词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表述，把中阿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峰。除此之外，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还有过几次“特殊”举动：出席阿驻华大使国庆招待会，宴请阿党中央书记卡博，对1967年访华的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接见了两次，等等。
1966年4月，除毛主席以外的中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色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都到首都机场迎接到访的由阿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从北京东郊的大北窑到西城边的钓鱼台国宾馆，中国首都以空前的（或许也是绝后的）规模，出动了百万人，张灯结彩，夹道欢迎阿国的贵宾。
周恩来作为总理，1964、1965、1966年曾连续三次正式访问阿国，最长的一次达9天，并在阿度过1964年新年。
中国政府在国内经济情况十分困难的岁月里，举全国之力援阿，总额达100亿元人民币（按1960—1970年代计算，约合当时的6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阿国人口获得人民币4000元。阿国要什么，中国给什么，有求必应，甚至无求也提供。
作为对中国的回报，阿方对中方也有三大支持：支持中国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
可望不可及的政治待遇
1967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及其第一书记思维尔·霍查派政治局核心成员谢胡、卡博、巴卢库先后分批率重量级官员来华，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把两国关系推向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1968年，中阿两国党、政、军最高领导决定，派军方主要负责人分别率党政代表团或党政军代表团到对方访问，同声谴责苏联和华约军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年，中国为表达对阿退出华约的支持，一次性提供援助项目30个，几乎占我方全部援助项目的1/3。
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方面，阿方也给予很大支持，相比于其他两个方面，这个支持更加宝贵。
从当时的 外交 用词上，也可以看出中阿间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中阿双方高层为形容这种双边关系所用的词汇，已经不止于诸如“牢不可破”、“亲密无间”、“与日俱增”等高级外交用语，而是上升为“坚如钢铁，纯若水晶”、“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从一个高峰发展到另一个高峰”这样诗词一样的表述了。不仅如此，当时毛主席为形容中阿友好关系所创作的“语录歌”，也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唱响两国城乡。
除上述方面，阿尔巴尼亚在中国还享受过别国政要和使节“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待遇。如“文革”期间，中国唯一的“副统帅”从不单独会见外宾，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1967年访华期间，却能到北京毛家湾林宅单独面晤林彪。
又如，1969年抵华履新的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博，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集体接见。《人民日报》等媒体都用头版头条刊载了上述事件的新闻照片。
两国关系从“大热”到“大冷”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阿关系的持续发展已经达到两国人民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可是，由于恶化中的中苏两大国关系中的一个“缓和”动作，却变成阿中关系的一个“芥蒂”。
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参加完越南主席胡志明的葬礼后由河内回国，中国政府同意他通过中国“过境”，并在北京机场实现中苏两国总理会晤。中方此举，遭到阿方的批评和反对。
阿党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当面向中国领导人作出“原则表态”，另一名更高的领导成员则在阿国的公升演讲中，不点名地指责中国在反对苏修斗争中“妥协”“动摇”。这可以说是中阿关系“盛夏酷暑”中的一阵“冷风”。
中阿“特殊关系”遇到的更大麻烦，即决定性的挫折，是70年代初期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峰会。在基辛格博士为筹备美国总统访问中国之行而刚刚离京后，周恩来迅即于1971年7月中旬向阿驻华大使罗博作了通报。中国总理表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可能因此启动，但这并不影响中阿关系的发展，中方不要求阿方同我们的做法一致。
对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致函毛泽东主席，洋洋万言，首先对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事未同阿方事先商量大表不满，继则摆出一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架势，声称中国此一决定“不正确”，对此阿方表示“不欢迎，不赞成，不支持”。从此，中阿关系每况愈下。
在东南欧，人们都知道，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角力加剧时，阿尔巴尼亚是该地区唯一站到中国一边的国家。十年后的70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松动，阿又是该地区唯一先声夺人起来反华的国家。
中阿关系从先前的“大起”变成了此时的“大落”，“大热”变成了“大冷”。当年，阿尔巴尼亚主要从三个方面主动恶化了对华关系：首先，阿主要领导人霍查声称，阿中友谊是建立在反对美帝、反对苏修基础上的，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就是破坏了这个基础的一半。
其次，阿国在1976年11月召开的劳动党大会上，大肆攻击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
再次，阿方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阿一方面攻击中国援助“意在破坏”阿经济，另一方面又说阿“绝不在外来的压力下低头”这样煽动性的语言，导致阿、中政府间的一场你来我往的“照会战”，最终迫使中方对阿停止援助、撤退专家。
在中阿关系急转直下的岁月里，我国方面对阿无总是“骂不还口，不与论战”。由于中方一再忍让，才使阿中不致断交。
两国关系重新步入正轨
1985年霍查逝世，阿利雅上台，阿中关系重又逐步走上正常外交的路子。20世纪90年代初，在东欧剧变中，阿最终也变了：阿劳动党下台，社会主义不再。
经过20世纪末几年伤筋动骨的动乱，到相对缓解、稳定，阿国内主要形成的两大党—民主党和社会党先后轮流执政，阿中关系也恢复到友好的程度。
冷战结束后这些年，阿尔巴尼亚历届民选总统和政府总理都曾应邀访华。他们都公开承认霍查一度反华对阿中关系铸成大错。中国的领导人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访问了阿国。
现在，中阿传统的友好关系比之过去，没有历史纠纷瓜葛，也不存在现实的利害冲突，显得健康、实在，更经得住时间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