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的区分,丞相多为正式官名,宰相多为俗称泛指。唐朝没有这“丞相”二字的正式官职,丞相或者宰相的的称呼,是指对三省长官以及后来众多带“同平章事”等群相的俗称。
相的渊源
无论宰相还是丞相,都涉及到了一个关键的“相”字。
相,有“相助”和“辅助”之意思,比如伊尹相汤、管仲相桓公,在古代中国的官僚机构当中,逐渐演变为“百官首长”的官职。
最早设置“相”为正式官职的,是《左传》和《史记》当中记载的齐景公建立的“左、右相”官职制度。
战国时期,各国都设立了“相”,选用有才干者担任,以辅助国君处理国家大事。
随着各国关于“相”的制度完善,在各国当中,其中就有两个特例十分不同。
一个是南方的楚国,楚国的相不叫“相”,而是叫令尹,而且直到亡国都没有变过。另外一个就是秦国,秦国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叫“大良造”,直到秦武王的时候,才改为了“丞相”。
丞相,丞字意思是承受,相是辅助,丞相的意思其实已经十分明显,就是“掌丞天子,处理万机”。
宰相,宰字有主宰之意,宰相和丞相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辅助君主执掌国政、主宰大政的“首领辅政官”。
但是历史上除了辽代以“南北府左、右宰相”为正式“宰相”官名之外,其他各朝各代,其实都没有以“宰相”命名的官职,“宰相”一词,主要还是泛指国家宰辅之臣的意思。
从独相到群相演变
秦灭六国之后,建立了一套官僚体系制度。秦朝时,丞相设立有左右两人,秦人以左为尊贵,左相实际就是正相,右相就是副相。秦朝统一天下之后,最著名的丞相,莫过于就是李斯了。
秦朝灭亡之后,汉承秦制,不过习惯却变了,汉朝以右为尊贵,右相才是正相,左相反而成了副相。
不过,到了汉朝的时候,皇帝要限制相权,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了。因为丞相的权力实在太大,不仅可以制定国家政策,还负责国家具体行政管理,因为汉朝丞相多为一人,权力集中在丞相一人手上,这就造成了对皇权的极大威胁。
汉武帝时,丞相的权力开始被逐渐剥夺,皇帝身边的中朝官开始崛起,并且开始分割丞相的权力。所谓中朝官,主要指皇帝身边的将军、侍中、尚书、常侍、左右曹等近从官。从此,特别是常为皇帝办事的尚书,权势开始越来越大。尤其是“大将军录尚书事”一职,其权力直接盖过丞相。
东汉之后,东汉光武帝取消了丞相一职,丞相被改为了荣誉性质大于实际事务性质的三公之一——“司徒”。光武帝还成立了尚书台,国家中枢决策“事归台阁”,通常某某将军或者某某中朝官职务领尚书事,才真正成为了朝廷的“百官首长”和“宰辅之臣”,也就是事实上的“相”。
日后,三省群相当中的尚书令和侍中就来源于此。
三国时期,各国根据各自实际情况,相权又有不同,总体来说,都是为了实际当权者服务。三国当中,蜀汉的相是丞相,曹魏的相是中书令,而东吴的相则主要是左、右丞相。
曹操曾经担任过东汉的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丞相权力极大。曹丕改朝换代即帝位之后,鉴于他老爸的情况,索性不设丞相一职,而改以他身边的幕僚顾问中书监和中书令为“相”,这也正是中书令作为群相之一的起源。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时期,随着皇权和相权之间斗争的变化,“相”开始由最初的一、两人变成了一群人,要看谁是老大,最主要还是看由谁来兼领“录尚书事”。
所谓“录”,就是参与决定之意。自从东汉光武帝设立尚书台以来,尚书台的权力越来越大,直接替代了过去名义上的“丞相”,成为了事实上的“丞相”。而在一群“中朝官”当中,往往兼领“录尚书事”的人,就是事实上的“相”了。
当隋朝重新统一中国之后,“相”在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演变当中,逐渐形成了互为掣肘、互相合作的尚书省、内史省和门下省三省长官。
尚书省主执行,内史省(也即后来的中书省)主决策,门下省主审核,使得三省的长官成为了事实上的“相”,而且是群相。
尚书和中书二省的历史已经说过,由来已久,而门下省,其渊源其实也非常有历史。所谓门下,其实就是指皇宫禁门之下,能进入门下者,多是皇帝的近臣,特别是“侍中”,那可都是皇帝最信任的人。
魏晋时期,逐渐形成了门下省,门下省的正副长官是侍中和黄门侍郎,他们拥有一个重要的权力——“封驳权”,简单来说就是具体审核复核的权力。
至此,三省制度形成,特别是唐朝的时候,将隋朝的制度继往开来,并且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一台的中央官僚机构体系。
唐朝宰相制度的变化发展
随着唐初对三省制度的继承发展,尚书、门下和中书三省的机关,其实都是相府,三省长官尚书令、侍中和中书令共议国政,行使相权。
不过唐朝的“相”制和“相”的正式官名,经历过频繁的变化。
比如唐高祖的时候,三省长官为内史令、门下纳言、尚书令。唐太宗的时候,三省长官为中书令、侍中和尚书左、右仆射,因为唐太宗登基之前做过尚书令一职,从此之后没人再敢担任尚书令,尚书令从此阙不授人,而尚书省原本的副长官左、右仆射,反而成为了长官。到了唐玄宗的时候,中书令又被改为了右相,侍中被改为了左相,《长安十二时辰》当中的林九郎,其原型李林甫,他担任的职务就是“右相”。
不过,到后来,“相”的群体除了三省长官之外,也常用其他部门的官员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号参加中枢议政,这个议政的机构叫作“政事堂”,后来被称为“中书门下”。
因为中书主诏令决策、门下主封驳审核,两省长官经常要为国家政务大费周章的争论,所以需要一个议事地点,而这个“政事堂”也即后来的“中书门下”就成为了两省长官议政之地,后来更扩大加入了其他的议政官员,逐渐形成了一个宰相机构。
以致于日后,要进入“政事堂”或者日后的“中书门下”议政的官员,就必须带着“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两个加衔。
后来逐渐演变成到唐末时期,由于三省长官的虚化和成为荣誉性质,“同平章事”成为“相”的称号。而原来的三省长官,如果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号,就不能进入“政事堂”或“中书门下”议政,也就无法成为事实上的“相”。而此时的相,也由三省长官变成了更大的一群人。
“政事堂”或者日后的“中书门下”成为了事实上的核心中枢机构。在唐玄宗时期,“中书门下”成为了固定机关,并且还增加了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等五房办事机构。为了有人能常务领导这个机构,就在群相当中选取一人担任“执政秉笔”,担任“执政秉笔”的“相”就成为了事实上的群相之首,也就是我们后来称呼的“首相”或者“首席宰相”。
长期担任“执政秉笔”的李林甫和杨国忠,更是逐渐形成了专权用事的情况,这和当初皇权分相权的初衷又相去甚远了,不过此时的宰相制度已经远没有前代的集权了,而且“首席宰相”权力大小,也是根据皇帝的需要和个人好恶所决定。
有唐一代,共任用“宰相”368人,唐代实行的“群相集体负责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