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在《走向共和》中，推动前半段剧情的发展，有两个重要人物，是不得不提的，一个是李鸿章，一个就是翁同龢。
两个人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既同朝为官，又属不同的阵营，还是私人感情上的死对头。
晚清知名对联：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说的就是上述两个人，显然，这幅对联对他们两个饱含讽刺。我们前面讲过了多期李鸿章，也讲完了翁同龢的辉煌时刻，下面就要讲讲翁同龢的黯然落幕了。
一、
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就是人活着的时候，不好多说，但人死了后，就可以系统客观地去评价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神医喜来乐》，俺们是老乡，沧州人。其中有喜来乐给李鸿章看病的情节，喜来乐把台湾比作烧饼，把沧州比作烧饼上的芝麻，这么大一块烧饼说丢就丢了，你的病我看不了。
李鸿章当时怒了，说了一句：
“议和是太后让去的，条约是圣上批准的，所以满朝文武都说条约签得好。我也知道，等我百年之后，我一准不是个人啊。可我以为总得等我死了才会有人骂我，没想到我活着的时候，你也敢说这番话。”
这就是李鸿章对于盖棺定论的阐述，他也清楚自己签了这么多卖国条约，死后必然会被骂。但是他也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议和是慈禧太后要求的，条约是光绪帝签字批准的，结果这个锅让他背了。
同样，喜来乐也有小市民的局限性，他只知道签约的是李鸿章，也只敢骂李鸿章。对于真正导致战争失败的太后和光绪帝，却不敢表达意见，这或许就叫反奸臣而不反皇帝吧！
同样的道理，后面对于翁同龢的评价，也仅仅是把他放在了“奸臣”的位置上，而不是去追究他身后的势力。
咦，有人就有疑问了，翁同龢什么时候成了“奸臣”了，教科书中可不是这么写的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二、
还是回到那副对联，那副对联其实就表明了两个意思：
一是李鸿章太贪心，二是翁同龢太无能，其实这样解释，并没有做到一一对应。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开始逐渐理解了李鸿章和翁同龢，李鸿章也转变成了实干家，翁同龢却成了空想家。
至于贪，其实俩人都贪的，一个是贪财，一个是贪名，当然，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清流是被饿死的，也就是说清流并不清贫，真正清贫的活不下来。所谓的清流，不过是一个阶级罢了，他们总是站在道德的最高点，抱团抨击异见者罢了。
作为高干子弟，货真价实的科举考试状元，且为两任皇帝的老师，还是清流领袖。翁同龢在史书上一直是以正面形象出场，其人品，还是毋庸置疑的，最起码主观上没有做过恶事。
在我们小时候，或者是传统观念中，人就分两种，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非黑即白：
比如坏人，就得有个坏人的样，坏得流脓的那种，像从小就弹球打蛋、放屁呲窝、劁猪煽马切驴蹄、漱梨核子拔烟袋、偷鸡摸鸭子、爬瓜溜西瓜皮……
长大了后看见民女就想上啊，看到老人就想踢啊，看到小孩就想拐啊，等等等等。这类型的坏人，虽然“坏”字写在脸上，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至少他发坏的后果没有那么严重。
讲这些例子，倒不是翁同龢有多坏，而是要表明，有时候不坏的正人君子，其对国家，对个人，所造成的危害，要远远大于前者！
三、
对于翁同龢，咱有一说一，其人并不坏，他比顽固派要开明的多，像维新派的康有为就是他推荐的。他又比洋务派和维新派要保守，尊崇儒家的那一套，也有点排斥外来事物。
晚清认识翁同龢的人，评价他人是聪明的，但是格局方面，还是欠缺：
“自小即长于察言观色，行事处世圆滑。”
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中评价翁同龢：
“临事喜纳群言，而不能别其是非，持论不免两歧。”
这句话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翁同龢这个家伙，缺乏魄力，说话办事总是站在道德最高点的。他不干，也能说出自己不干的道理，他干，也能说出他干的道理。这样做也行，那样做也可，在他嘴里，总是能给自己圆场，这就是读书太多的人，迂腐的表现。
他可以喷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也可以夸自己是不到长城非好汉，他可以喷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他也可以夸自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这也导致在举荐康有为一事上，他犯了糊涂：
他知道光绪帝肯定喜欢康有为，所以举荐的时候，一直夸他的才干胜自己十倍。康有为是啥人，朝廷上下谁不知道，翁同龢此举算是得罪了顽固派，可是他还不放心康有为，又加了一句：
“人之心术，能否初终易辙，臣异未敢深知。”
得，这下子又把维新派都得罪了……
四、
翁同龢要不要为甲午战争的失败买单？
言归正传，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责任在翁同龢身上。在《走向共和》中，关于这个问题，也是阐述得相当准确，究其原因，无外乎这么几条：
如果说带有个人情感的话，很多人会觉得翁同龢小肚鸡肠，因为自己大哥翁同书的事，跟李鸿章有了私仇。所以，在后来他当户部尚书的时候，故意卡北洋水师的经费。还在后来成了主战派，怂恿光绪帝宣战，并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如果从阴谋论或者是党派斗争上谈的话，则是因为翁同龢是帝党，李鸿章是后党：
1886年的时候，慈禧太后良心发现，要还政给光绪帝，不再垂帘听政了。翁同龢这个迂腐的文人就体现作用了，这一点他还写到了自己的日记里，在他的观念里，最高权力（皇位）的禅让，是要三辞三让的。
“三辞三让”是源自于周泰伯让位于季历事，后人称之为盛德，后来就变味了，成了一种潜规则的礼制了。比如曹丕辞了几次后，才勉强接过了汉献帝的皇位，比如李世民，也是一再推辞，才不得不接受李渊的皇位。
所以，翁同龢自作聪明的恳求慈禧太后，不要一下子归政给光绪帝嘛，你还可以训政啊，巴拉巴拉，想塑造一个母慈子孝的典范，此处可怜光绪帝一小会儿。
结果，人家慈禧太后倒不客气，既然你这么强烈的恳求我，我就勉为其难，再训政几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