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火烧圆明园 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于lO月6日占据圆明园。中国守军寡不敌众，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住在园内的常嫔受惊身亡。英、法军队洗劫二天后，向城内开进。10月11日英军派出1200余名骑兵和一个步兵团，再次洗劫圆明园，英国全权代表詹姆士·布鲁斯以清政府曾将巴夏礼等囚于圆明园为借口，将焚毁圆明园列入议和先决条件。10月18日，3500名英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安佑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
“有一天，有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这是世界大文豪雨果证实的历史。一百多年后，一个叫伯纳·布立赛的人第一次重现了这场世界文明史上的灾难：《1860：圆明园大劫难》。我钦佩这位作者，因为即使在中国，至今也没有一本论述火烧圆明园的专著；因为他打破了西方100多年来没有人宣布对“火烧圆明园负责”的沉默。这本35万字的书中，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是国内从不曾了解过的。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揭开了中国人沉痛的记忆，让法国人和英国人惊讶地发现了他们历史上不光彩的一幕。布立赛的著作轰动了欧洲，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承认：“焚掠圆明园，对中国至为残酷，而英法两国殖民军则极为可耻。但愿这部扣人心弦的著作，有益于世界上仍在相互伤害的国家间的和解。”
一个法国人的中国情结
伯纳·布立赛，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法国历史学家。他毕业于巴黎大学，攻读历史和艺术专业，毕业后曾供职于法国主要的报纸之一《费加罗报》。1974年，他进入法国前总统德斯坦的写作班子。
布立赛对中国的兴趣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尤其对中国的艺术感兴趣。在来中国之前，他参观过很多大博物馆，比如巴黎以收藏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艺术品见长的吉美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皇家博物馆等。因为璀璨的艺术，他对中国充满了激情。
1979年，中国首次对国外普通游客开放，布立赛第一次来到了中国，至今已来过15次。
对中国的了解越深，他越爱中国。1979年，当他去看秦始皇兵马俑时，他居然站在兵马俑前哭了。作为历史学家，他被中国文化深深震撼了。2000年，布立赛首次参观圆明园遗址，当面对一片片残留的遗迹，感受着那一片空旷和废墟时，他受不了了。“这就是法国人和英国人干的，真是可耻至极！”身为法国人，他觉得非常羞愧。
回到巴黎后，布立赛想了解更多关于圆明园的历史，于是开始查阅图书资料，可他马上发现，这是一段被西方人有意遮掩的历史，人们情愿忘记它。他去图书馆，得到的回答都是：抱歉，没有。即使有，也是庆祝“胜利”、自我吹嘘的文字。他不明白，这有什么好标榜的。再问周围的法国人，也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一历史事件。
作为历史学家，他无法容忍历史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逝，更何况是这么惨烈的历史。既然没有，布立赛就决定自己来写这本书。
从那开始，光搜集各种第一手资料，他就花了2年多的时间。比如寻找参与火烧圆明园的军人、外交官、翻译官等回国后写下的回忆录等，有法国人的，也有英国人的。而这些是中国人很难了解到的。布立赛还在因特网上找到了大量珍贵的英文材料，然后在网上购买下来使用。其中很多文字材料是1860年、1861年、1862年写的，距今已有140多年历史，稀少而珍贵。中国史学家评价，这其中有很多资料是我们未曾见过甚至从未曾听说过的。如果说雨果当年对火烧圆明园的评判用的是文学手法，那么布立赛用的就是大量的历史史实，后者更有震撼力，更让人无可辩驳。
据布立赛自己陈述，著书期间，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激情，或者说是愤慨。历史、事实、愧疚、记忆……这些词始终在他脑海中回荡。
这本书在法国引起了轰动。读者认为这本书“非常好”，媒体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终于，终于有了这样一本书。”
法国人有他们所称的“记忆责任”，即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错误和罪行，无论是他人或是自己所犯下的。在布立赛看来，圆明园劫难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巨大灾难。他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对于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和罪行，可以原谅，但不能忘记。
鲜为人知的强盗自述
我国也拍摄过《火烧圆明园》这样的电影，然而我们只能以受害者的心态来描述，我们无法知道从事劫掠的那些强盗们是怎么想、怎么做的，他们何以能如此残忍地下手？布立赛为我们揭开了在中国鲜为人知的“加害国”的那一幕。
回到140多年前的1860年，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时看到了什么？法国海军上尉巴吕说：“第一批进入圆明园的人以为是到了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什么居住场所。因为摆在架子上的那些东方玉器、金器、银器，还有漆器，不论是材料还是造型都是那么珍稀罕见，那简直就像欧洲的博物馆。”参与者之一阿尔芒·吕西赞叹：“我为我看到的东西而震惊，瞠目、惊呆！现在《一千零一夜》对我来说完全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两天中，我在值3000万法郎的……珍宝财富中徜徉！”
在进入圆明园之初，法国方面的将领蒙托邦曾经装模作样地下令，士兵不能随意动园中的物品。但他们所见的东西太精美了，侵略者贪婪的本性无法抑制。终于有人经不住诱惑，先动手了，魔法破除了……法国军医卡斯塔诺承认：“对圆明园的抢劫是不可避免的。”法国统帅的翻译官埃里松伯爵断言，一切阻止抢掠的尝试都是不可能的，是枉费心机、注定要失败的。“将军能做什么？他手下的军官们又能做什么？毫无办法。……无论是法军还是英军的统帅所能做的只有把眼睛闭上，视而不见……蒙托邦即便拼尽全力，也无法阻止自己的部下进入圆明园的大门。正如拿破仑一样，凭他近乎神一般的威望，也没能在滑铁卢溃败时阻止住他的部队后退。”这段为将帅辩护的话恰恰暴露了他们纵容抢劫的嘴脸。
于是抢劫变成公开的、疯狂的、得到允许的行为。令中国人意想不到的是，英法两国的抢劫方式也不同。法国人毫无章法，甚至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而英国人则是有组织有安排，有条不紊。埃里松伯爵说，“法国人堂而皇之地抢，而且都是单个行动。英国人比较有条理，他们能很快就明白应该怎么抢，而且干得很专业。他们都是整班行动，有些人还拿着口袋，都有士官指挥。”英国人甚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收集从圆明园掠夺来的物品，士兵必须把他们的战利品交给委员会，由委员会编制清单，组织公开出售。
对中国人而言惨烈景象再次出现：“军营变成了化装舞会，炮兵们回来时，个个身上都裹着皇后的丝袍，胸前挂满了清朝大官的朝珠……气恼时，就把那些带不走的东西砸碎、撕烂或者弄脏……至于银子，多得几乎不屑一顾，因为那东西分量太重……但内格尼罗中尉居然有办法用军舰带回500件之多的中国瓷器。而随军的神职人员在圆明园被焚毁前居然大言不惭地说：“都拿走吧，再过半小时，所有的东西都将被烧掉。这是拯救，而不是抢劫。”
据美国历史学家统计，仅从1861年到1866年，伦敦就进行了大约15次圆明园物品的拍卖。据我们估计，散落在世界上47个国家200多个博物馆中的中国古代文物，至少有100万件，大量的圆明园文物分散在欧洲的各大博物馆里，特别是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还有很多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收藏者手中。中国正不惜代价地收回她散失的遗产。2000年春天，中国一家集团公司就以345万欧元的价格拍下了原属圆明园的生肖动物头像。他们还声明要收回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册页；它被杜潘上校带到巴黎拍卖，现存法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人也有人参与了抢劫
令人震惊的是，在洗劫圆明园的队伍中，居然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从天津开始，法军行军队伍后面就跟着一批强盗，法国人甚至用武力把他们赶走。可快到北京时，人数越来越多，法国人描述说“那些食客从北塘开始，我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他们掠夺、偷盗，甚至破坏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损坏的东西……”很多中国犯罪团伙流入圆明园，能抢的就抢，带不走的就毁掉。
事实上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尚有少数宫殿和楼台残留下来，另有某些花园、石桥、雕像和装饰柱，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坏。可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某些不争气的中国人自己也干起了破坏的勾当。当地的有些歹徒，甚至包括监守自盗的看守人员，不停地从园中取材用以烧火，盖房子，拿来换钱，有些尚能修复的建筑就这样彻底被毁了。可以设想，如果当初中国人能自觉维护遗址，也许今天留下的圆明园的景观还能多一点。
谁应对圆明园大劫难负责？
谁该对圆明园大劫难负责？谁该对中国人负责？一百多年来没有一个参与此事件的政府公开承认和承担自己的罪责。
应该说，布立赛在《1860：圆明圆大劫难》一书中，对自己祖国和英国共同犯下的罪行认识是深刻的：“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1860年对华‘远征’，是殖民战争，更确切地说，是帝国主义战争，与19世纪帝国主义殖民掠夺完全一脉相承。公开承认的目标，就是以武力打开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对西方贸易的门户。”对圆明园的焚掠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犯下的不可补赎的罪行。”“此种罪过、罪行、罪孽永远抹不掉……不只在中国人心中抹不掉，在所有人类记忆中都永难磨灭。”
然而在英、法两国各自所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上，他似乎有些偏袒法国。他认为圆明园劫难中，英国人是罪魁祸首，法国人可以算随从。理由是侵华军队，英国人有12000多人，法国只有8000多人；英国有骑兵，法国没有；法国人曾经反对过纵火。因为英国想向中国倾销鸦片，而法国人来中国只是为传教而已。
这显然在为法国开脱罪责。事实上抢劫圆明园就是法国人先动手的；法军参战人数少，可战后同样得到不少于英国一分一毫的800万两赔款；法军统帅蒙托邦还妄想永远占据舟山群岛。可见，布立赛作为一个法国民族主义者的立场依然很鲜明。
不过也许我们对他不必过于苛求，毕竟他是一位法国人，能直面这段历史，需要有勇气和毅力，况且他对英法总体上应该承担的责任并无避讳。
中国人的集体创伤
火烧圆明园，英方居然认为只是“烧毁了皇帝所住的地方而已。”这仅仅是皇帝的个人住所而已吗？
恰恰相反，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圆明园被视为自己历史遗产的一部分，它承载着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我们根本无法忘记圆明园的毁灭。纵火者原以为打击的是皇帝本人，实际上他们伤害的是中华民族的情感，它给中国人带来了集体的创伤。
吕西安·博达认为：“没有比焚掠圆明园这一胜迹更使人对洋夷恨之入骨了！”
历史学家汪荣祖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认为火烧圆明园只是一场惩罚统治者的个人的行动；他们认为，这座巨大的皇家宫苑是他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一疯狂的毁灭行径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清醒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也意识到这一点。曾给恭亲王拍过肖像照的摄影家汤姆·约翰逊预言：这种仇恨可以很快显现出来。将成为中国人齐心协力将外国人驱出国土的共同行动。
火烧圆明园在中国人心目中被视为一场深重的民族灾难，对圆明园的伤悼贯穿了整个20世纪，并延续到21世纪，进而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要素之一，并大大加重了中国人对西方及西方自以为是的现代性的戒心与不解。至今，圆明园的废墟仿佛战场或墓地一样，仍然具有着圣地的意味，是缅怀凭吊的场所。它像一块流血的伤口一样，仍然刺痛着中国的记忆。
仇恨背后的思考
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圆明园除了留下仇恨和伤痛，还给我们留下什么？
有一组数据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队的组成是40多艘战船，4000多名士兵；第二次鸦片战争初期，英法联军总共5500人，就攻入了广州城；1860年，英法联军包括后勤部队在内，总共只有2万人。
当时的中国人有多少？3~4亿。
满清政府杀自己的百姓时毫不眨眼，但面对外敌入侵时，却根本无力组织民众抵抗。这样的腐败政府还有存在的理由吗？
仇恨和伤痛之后，我们需要清醒、理性。当我们揭露和指责入侵者的罪行和责任时，是否还应该考虑：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否也该对圆明园承担责任？落后必将挨打，这才是圆明园悲剧的根源。
必须利用一切的手段富国强民，必须对我们自己及后代保证：这样的悲剧，决不能重演！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建于明朝。1709年，清朝康熙帝把该园赐给四子胤祯（后来的雍正帝），并赐名圆明园。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位皇帝150多年的经营，集中了大批物力，役使了无数能工巧匠，倾注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汗，把它精心营造成一座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离宫。
清朝皇帝每到盛夏就来到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
圆明园周围连绵10公里，由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组成，而以圆明园最大，故统称圆明园（亦称圆明三园）。此外，还有许多属园，分布在圆明园的东、西、南三面，其中有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清漪园（后来的颐和园就是在此基础上建造起来的）等，全园面积合计5000多亩。
圆明园不仅汇集了江南若干名园胜景，还创造性地移植了西方园林建筑，集当时古今中外造园艺术之大成。园中有宏伟的宫殿，有轻巧玲珑的楼阁亭台；有象征热闹街市的“买卖街”，有象征农村景色的“山庄”；有仿照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雷峰夕照，有仿照苏州狮子林的风景名胜；还有仿照古代诗人、画家的诗情画意建造的，如蓬莱瑶台、武陵春色等。可以说，圆明园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建筑艺术和文化的典范。不仅如此，圆明园内还珍藏了无数的各种式样的无价之宝，极为罕见的历史典籍和丰富珍贵的历史文物，如历代书画、金银珠宝、宋元瓷器等，堪称人类文化的宝库之一，也可以这样说，它是世界上一座最大的博物馆。
19世纪中期英法等国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为了掠夺更多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加紧向海外殖民扩张，于1840年以中国禁烟运动为借口，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由于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和清政府的腐败，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惨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了赔款、协定关税、开放五口通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许多特权。英国资产阶级以为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就可以把大量的商品倾销到中国。但事实并非如此，据有关资料记载，1850年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比1844年还少了75万英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顽强抵制着外国商品的侵入；二是英国增加鸦片贸易与发展合法贸易存在着矛盾。由于鸦片战争后英国等殖民主义者大量对华输入鸦片，中国的白银继续外流，使中国出口茶叶、生丝收入的大半被其抵消，无力再多购买英国的工业品，这当然对英国是很不利的。英国资产阶级是既要维护给它带来巨大利益的鸦片贸易，又要扩大对华的工业品销售。这样，它就要迫使清朝政府开放更多的商埠，进一步控制中国海关，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便以修约为名，企图压迫清政府给其新的侵略权益。1853年5月，英国首先向中国提出要求修改已订的《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美国和法国也接踵而来，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英、美、法等殖民主义者掀起的“修约”交涉未能得逞，就恼羞成怒，决定用发动新的侵华战争来实现其无理要求。
1857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联合出兵侵略中国，
在侵占广州后，继续进犯北京，咸丰皇帝吓破了胆，派他六弟恭亲王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