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现代女作家。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1918年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次年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1923年经瞿秋白等介绍，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次年夏转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1925年与胡也频结婚，1927年开始小说创作。处女作《梦珂》于同年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不久又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28年10月，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在黑暗中》。1929年冬，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1933年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转至南京幽禁三年。1936年9月须党的营救下逃离南京，经上海潜赴西安，不久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并先后创作《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解放区文学优秀作品。1948年完成了反映土改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被译成多种外文。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曾任中国文联委员、全国文协（后改为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在繁忙工作之余，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和评论文章。1955年和1957年被错误地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并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先后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并多次出访欧美诸国。丁玲一生著作丰富，有些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丁玲文集》五卷。
晚年的丁玲被骂成“左”，丁玲晚年曾说道：：“我不管它‘左’还是右，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
丁玲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
丁玲沈、丁两人都是近代有名的作家，尤其是沈，现代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但对他两人的事迹，我都不熟悉，看过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丁玲的看得很少。忘了在哪本书上看过一个掌故，就是鲁迅误会丁玲是沈从文的事。事程是这样的，丁玲初到北京，举目无亲，生活无著，走投无路之下，就给鲁迅写信，希望鲁迅给她找到一份工作。那时，丁玲那没有走上文学之路，从没有写过，更没有发表过作品，鲁迅当然是没见过这个名字，就问一个朋友，朋友看了说：这笔迹看上去像休芸芸（沈从文笔名）。于是鲁迅误以为沈从文换一个女性的名字来骗自己，不但不理，还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对沈从文作了讥刺和挖苦。鲁迅是无形的文坛领袖，对人作褒贬，影响都极大。后来，才弄清确有丁玲其人，鲁迅对此事颇为自责，觉得丁玲回乡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的帮助之故，却忽略了此事对沈从文做成了伤害，对一个初闯文坛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受到一个前辈的指责，打击一定不少。鲁迅只是在日记中说了句"即不是休芸芸的鬼"，没有表示歉意。从此，两人一直保持著一定的距离。
这事在鲁沈固然是憾事，但在沈丁却在一种特别的缘分将两人拴在一起，这也许也是一种暗示，暗示两人几十年恩恩怨怨的独特的，富有戏剧性的开头。我初听这段掌故时，还以为是沈从文拿著丁玲的信去找鲁迅，原来不是。事实上，发生误会事件时，沈丁只见过一次，是胡也频介绍的，而几天后，丁玲就跑回湖南。
我以前也隐约觉得沈丁应是朋友，却没想到，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的交情竟然是这样好，远超出我的意料之外。从认识到1930这五年间，除了短暂的分开，三人似乎朝夕相处。那时沈胡是好友，胡丁是恋人，丁玲和沈从文自然也成了好友，且是同乡的关系，总是有说不尽的话，甚至有时两人用家乡话说得热火朝天，胡也频一句也插不上嘴，只好在一旁发呆。沈丁的关系这样好，以至胡也频也曾怀疑过他们，而外面更是谣言满天飞，说三人出即同行，睡就同眠，对三人同住，关系亲密作了许多暧昧的猜测。其实，沈从文和丁玲从没有男女之情，更没有过什麼出轨的事，由始至终两人都异口同声说只是朋友的普通关系。这是可信的。胡丁是恋人，胡也频怎能容忍沈丁在自己的眼皮下，当著自己的面有私情？胡沈一直无比信任，也就反证了沈丁的纯洁。那时大家都是文学青年，有共同话题，而且年轻人有梦想，有希望，有热情，总是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交流，讨论，所以，即便沈丁的性格完全不同，当时却能聊得来。
后来他们三人还共同办过一份叫《红黑》的报纸，出了数期，因为亏损才办不下去。不久，胡丁加入左联，从事革命工作，而沈从文却一边写作，一边教书，从此，胡丁和沈各奔东西，各自走上各自的道理。1931年，胡也频被捕，沈从文不畏危险，多方奔走营救不果，不久胡被杀害，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左联五烈士。胡也频从狱中写信求救，就是写给沈从文的，可见对沈从文的信任和两人感情的深厚。胡被害不久，为了安全计，丁玲决定把儿子送回故乡给母亲抚养，也是沈从文护送丁玲回去的。为此沈从文还掉了教席。1933年，丁玲失踪（过了好久，才知是被捕），沈从文多方呼吁，八方打听，还多次文提醒各方对此事件的关注和重视，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继胡也频遇害后作了四万字的《记胡也频》，又创作了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后来才得知丁玲是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沈从文闻信，携著新婚妻子张兆和，带著丁玲儿子的相片，探望丁玲。丁玲此次被捕，疑是被同居的男友名冯达者出卖，同时被捕的还有潘新年---是姓冯的带著便衣摸到他和丁玲的同居处。
胡丁为革命献身精神让人钦佩，沈从文的侠气仗义也叫人敬佩，而沈胡丁三个的友谊，更让人感动。要是故事一直是这样发展下去，这将是一段让后人心仪的故事：近代两位大作家感人的情谊，高尚的情操（当然，后来的破裂，只是有损情谊，未必损及情操）。但遗憾的是，结果竟然是大出人意料之外，四十多年后，两位曾很要好的朋友，不但彻底破裂，而且破裂的方式是这样让人遗憾。
建国初年，丁玲过了一段颇为风光的日子，但56年，当了右派后，更在文革期间，饱受催残的丁玲，在1980发表了《也频与革命》一文，文中对沈从文在五十年前创作的《记胡也频》，突然作出了严厉的批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改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乱编。。。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甚至不惜漫骂："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真的让人敢不相信，丁玲骂的是沈从文，不知情者还以为作者在义正词严正痛骂一个汉奸走狗。
越看越让我难过。或者，对错，不是我可以评定的，更有可能对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十年的酷劫对人性，灵魂的催残和造成人与人间的信任的极大破坏。但我个人还是较倾向和同情沈从文，丁玲的指责实在过火、过分，也是不合情理。就算他们当年确实存在政见的不同，沈从文对新民主义革命没有正确的认识，也毕竟只是个人的倾向，他并没有从事什麼敌对的工作和进行破坏，事后的追究及大义除了借贬低别人来显示自己又有什麼作用？造成丁玲后来政治失意难道是以前的朋友沈从文？作为朋友，沈从文对胡丁是人至义尽，而丁呢？49解放后，沈从文因一直和左联不合，处景甚艰，那时的丁玲却是高官，沈携次子访丁，想丁玲一施援手，但丁玲不但对故人冷冷冰冰，对请求也置若罔闻。绝望的沈从文惶惶不可终日，曾经一度神经出现问题，甚至自杀。要不是沈从文自杀，丁玲还不会亲自回访呢。
唯一让我觉得好过一点的是，对这种横加的指责和辱骂，沈从文一直沉默，没有发表过任何回应，只是在给朋友的信中，流露出不平的心情----这些信件沈从文死后，才由友人公开发表。沈从文用大度包容了一切，没有让遗憾变得更遗憾：昔日的好友，相互指责，口诛笔伐，情何以堪？从此，沈丁彻底破裂，形如陌路人。
据说，沈丁的友情，自从丁玲的被软禁期间就出现了裂纹。1935年，沈母病危，沈从文回乡探母，途经丁玲的家乡常德，因心急如焚，只住了一晚，来不及看望丁玲母亲，而一到家又逼於因当地的情形，不敢久留，三天后就直接返回北京。后来就有人自称是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告诉丁母，说当晚沈从文住在第二师范学校，该校学生建议义沈从文从文去看沈母，而沈从文拒绝，因为当时沈从文的《记丁玲》当在报纸上连载。但事实上，当地根本没有所谓的第二师范学校，而沈从文当晚在常德也不是住学校，而是住在一个朋友开的旅馆，事见於当年所作《湘行散记》中的《一个带獭皮帽的朋友》。丁母听信谣言，后来又告诉丁玲，于是产生了误会。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其事，沈母病危，沈从文有如到奔，心急回去，来不及看丁母，也是人之常情。丁玲是求全责备了。还有就是丁玲误会沈从文拒绝出面营救自己，又加深了误会。
据后人分析，光这些还不足这样，主要原因可能是《记胡也频》《记丁玲》中，沈从文作为旁观者，对一些事实的记述可能有些偏差，甚至是错误，让丁玲觉得感情受到伤害。而且作为朋友，就事论事，沈从文对胡丁两人没有太多过高的称赞，让五十年后的丁玲觉得不快。而且，后半生苦於政治的丁玲，却更在意政治上的定位，最不愿意人们提到她和冯达的事，沈从文的纪实，也就等於揭人创和私隐一样。而且经过三十年苦难的丁玲，变得草木皆兵，也许是需要找个突破口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也许是压抑了太多的愤慨，也许是出自对前夫的爱护，就这样《记胡也频》成了罪状。。。。
掩卷无言。我真的没想到《沈从文与丁玲》这样一个温情的题目，内容竟是两人的恩怨，沈丁两人在别人的误会中结识，最后却在彼此的误会中反目，直到双方去世。看著两个同是时代的受害者，都是善良的人，发生这样的误会，倍令人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