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鲁迅在《风筝》一文中讲述了“我”破坏弟弟风筝，多年后又悔过的故事。遗憾的是虽然“我”后来意识到“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弟弟却对此事毫无印象，因为弟弟“全然忘却，毫无怨恨”，故而“我”无从得到原谅和宽恕。故事以“我”悲哀的思绪引入，又以沉痛的自省结尾，是“儿童的发现”的代表作品。《风筝》创作于1925年，其实早在六年之前，也就是1919年，鲁迅就曾在《我的兄弟》一文中讲述过类似的故事。《我的兄弟》全文如下：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我的一个小兄弟是喜欢放风筝的。我的父亲死去之后。家里没有钱了。我的兄弟无论怎么热心，也得不到一个风筝了。一天午后。我走到一间从来不用的屋子里，看见我的兄弟，正躲在里面糊风筝，有几支竹丝，是自己削的，几张皮纸，是自己买的，有四个风轮，已经糊好了。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也最讨厌他放风筝，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以后怎样，我那时没有理会，都不知道了。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我的兄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他总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我很抱歉，将这事说给他听，他却连影子都记不起了。他仍是很要好的叫“哥哥”。阿！我的兄弟。你没有记得我的错处，我能请你原谅么？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鲁迅时隔六年重新书写同一件小事，两者有何差别呢？钱理群在《对比解读鲁迅先生和》一文中，对这两篇文章进行对读指出，《风筝》相比于《我的兄弟》，多了“回忆的套子”，以北京冬季天空中的风筝引入，带着“惊异与悲哀”的情绪回顾往事，在故事的结尾，又回到这种“无可把握的悲哀”之中，改单纯的客观叙述变成笼罩在主观情绪下的动情回忆，这是本文最大的特点。此外，《风筝》的描写更加生动、细致、完整，自省也更加深刻、沉痛、复杂。反复强调自己“精神的虐杀”无法弥补，更可见自我剖析之深。最后，《风筝》的结尾处，作者感叹“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钱理群先生认为，雪和冬季代表了鲁迅直面过错的自觉和勇气，使得文章提升了高度。的确，《风筝》似乎是《我的兄弟》的修改版本，但改写后的高度与原作不可同日而语。后世对《风筝》的解读主要突出两点，一是“儿童的发现”，《风筝》中的那句“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被当做主旨来理解；另一点就是鲁迅的负罪感，以及对罪的认定、承担，对赎罪可能性的质疑。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点在原文中也都存在，但尚不够明确的，《我的兄弟》并没有言明“我”错在何处，也没有那么决绝地强调“我”无法被原谅。这两点都是在反复书写中被强化的。那么，这件被鲁迅反复讲述的故事是不是真实发生过的呢？文中的小兄弟，也就是周建人曾有这样的一段解释：“鲁迅有时候，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或者故意说着玩，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和放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二弟周作人也说：“他不爱放风筝，这大抵是事实”，但鲁迅写折毁风筝等事“乃属于诗的部分，是创造出来的”。(周作人《鲁迅与〈弟兄〉》由此可见，我们不能把文中的“我”与鲁迅完全等同，反对放风筝的故事也未曾真实发生过。鲁迅把“我”塑造成这样一个残暴的长兄的形象，是要强调“我”对儿童的“精神的虐杀”的严重性。“我”虽然并非真实的鲁迅，但何尝不是真实的中国家长们的原型。他们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裁决儿童们的行为，是长者本位的。这种对长者本位家庭模式的反思，正是鲁迅一辈所做出的的不懈努力。值得玩味的是，《风筝》原文中提到小兄弟“那时大概十岁内外”，既然文中哥哥与小兄弟的原型是鲁迅和周建人，我们可以根据现实中兄弟俩的年龄差推算（周树人出生于1881年，周建人出生于1888年），《风筝》中撕毁弟弟心爱玩具时的“我”也才十七岁左右，尚未成年。然而“我”和弟弟的关系却更像长辈和晚辈，毫无兄弟温情。可见当时作为哥哥的“我”虽然也还是孩子，但却已经进入到严格的长幼等级中，以父兄自居，对弟弟的年幼天真毫无理解与尊重。这让人联想到《狂人日记》中，也有一对兄弟，相比于《风筝》中兄弟的“害与被害”，《狂人日记》中的兄弟关系则是“吃与被吃”。狂人哭诉的那句“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如此看来，这段控诉何尝不适用于《风筝》中的兄弟呢？“我”也曾经是孩子，为何面对儿童，毫无同情与理解呢？“我”也许也曾身处弟弟的境遇，为何轮到自己做长辈时依然这般无情呢？那“吃人”的可怕循环，在每一对兄弟的身上重现。比较《我的兄弟》与《风筝》两篇，有一关键情节是一致的，那就是弟弟对此事的“忘却”。在《我的兄弟》中，弟弟依然“很要好地叫‘哥哥’”，在《风筝》中，弟弟“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正是由于弟弟的忘却，“我”的过错才无法弥补，也更能说明传统家庭对儿童的戕害已经成为自然。或许施害者与受害者自己都未意识到这是一种伤害，儿童漫长的成长中，不知遭遇过多少次这样的不被记得的伤害，它们可能永远得不到道歉和弥补，甚至不被记得，但伤害确实发生过，就一定有人受伤。姚丹在《鲁迅的儿童本位观和文化原罪感》的结尾处这样写道：被吃者和吃人者都处于不自觉状态中。当“我”已经意识到了“我”当初行为的虐杀性时，被虐杀者却毫无痛苦，历史之错从何处去改正?因此，《风筝》文末“我”的悲哀，并不仅仅是个人没有求得宽恕的“难过”，而更是对历史中“精神虐杀”事件的无影无踪，不得求证，也就无所谓改过的悲哀。在这里我们大胆再进一步追问，周建人回忆称，鲁迅破坏风筝并未发生过，不是恰巧和故事中弟弟的反应一样吗？有没有可能是周建人真的忘记了这次伤害呢？真相我们不得而知，风筝的故事也在真实与虚构之中不断摇摆躲闪，也许只有“忘却”才能将二者平衡，也只有“忘却”才能突显“伤害”。在《狂人日记》中，当狂人意识到自己的哥哥也参与了吃人时，这样感叹道：“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在文章结尾，狂人自省，或许“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由此人们看到鲁迅思想中的原罪意识与忏悔精神，《风筝》中的弟弟是否也如狂人一样，携带着“吃人”的基因，在无意中也曾吃过人？此外，我们不难理解，弟弟“忘却”这一情节的设置，也是作者对自己的无情与鞭笞。这是颇具鲁迅风格的“永不原谅”，丝毫不给自己被原谅、被宽恕的机会。“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据钱理群先生的解读，这严冬是一种“敢于正视现实生活的严峻，并在痛苦的反抗、挣扎中获得生命价值的冷峻的情感和人生态度”，是如同散文《雪》中描写的北方严冬一样的境地，是一种决绝的情感取向。作为《野草》中的一篇，《风筝》情节简单、平白易懂，似乎与其他文章风格不符，但如此细细读来，理解文章背后的沉重和深刻，确有“野草”的某种印记。这肃杀的结尾和决绝的态度，是与“野草”一脉相承的。把《风筝》放回《野草》这本集子里去理解，也许会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这篇文章的独特性和连续性。
